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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思考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思考
闫海 石桂峰
2000年8月11日，日本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经过八个小时激烈争论，决定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02—0.03%诱导至0.05%。①
鉴于本次利率调升范围与幅度不大，经济层面影响相当有限，因此决定自身的象征意义更值得思考，这不仅结束了自1999年2月起已实行18个月零利率政策，为日本十年来地首次加息，而且是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百年来第一次独立行使货币政策决定权。如果再考虑该项决策背景，即日本政府要员和部分自民党高层频频露骨施压，要求日本主银行不要结束零利率政策，那么日本银行在与政府较量中顶住压力，达成其总裁速水优宣称地“决定利率的是我们”的目标，艰难地捍卫1998年新日本银行法赋予的中央银行独立地位的行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8月11日堪称日本银行的“独立日”。笔者也因此思考中央银行法律地位，即独立性问题，并试图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制度进行反思。
一、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国际比较
与中央银行制度建立、发展、完善的历程相一致，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认识也存在从无到有，去异趋同的演进。初期的中央银行大多数具为政府提供资金的政府银行和拥有乃至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发行银行双重性格，因此人们担心，一个被政府控制中央银行可能无节制供应货币以满足政府的贪梦的需求。历史证明这不是杞人忧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央银行为向政府提供战争资金而滥发纸币，引发严重通货膨胀，金本位制也因此一度停止运行。于是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作出决议：“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压力，应依据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重申上述宗旨，但是由于金本位下中央银行职能和影响的局限，独立性的认识也停留于较低水平。②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凯恩斯的国家积极干预政策，主要手段是财政政府，相应地货币政策则是从属财政政策的配套措施，于是中央银行独立性也无从读起，二战爆发，各参战国中央银行再次成为战争政策的工具，其独立性也就丧失贻尽。直至战后，各国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感悟到保持本国币值稳定以及长期经济稳步发展，必须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并形成大致以下四种模式：
（一）
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具有较强独立性，德国、美国等最为典型。《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公法意义上的联邦直接法人单位（第2条），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享有最高联邦政府职能机构地位（第29条），并明确规定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在对其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条件下，德意志联邦银行必须支持联邦政府总的经济政策，在行使本法律赋予的权力时，联邦银行可以不按联邦政府的指示（第12条）。
美国中央银行制度颇具特点，由于分权制衡的法律政治理念和联邦制的宪政架构，联邦政府的1811年、1836年两次组织设立中央银行先后失败，于是形成现在的通货监理署、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联邦一级的三大机构分享中央银行职能，其中依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最类似于中央银行。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美联储作为与政府并列机构直接向国会负责，除个别情况下总统可对其发号示令外，任何机构或部门均无权干涉。此外美联储享有资金和财务独立权，并且独立自主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监管，具有极大地权威性，并且因为货币政策制定的技术性和不透明性，美联储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自由裁量权，而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第四部门”，其总裁亦被称之为“第二总统”
（二）
中央银行名义隶属财政部，但具有相对独立性，英国最为典型。素有中央银行鼻组之称的英格兰银行是由伦敦城一个商人集团于1694年出资设立，成立伊始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提供贷款、筹集军费和政府开支，并且为了延长货币发行的营业特许证而与政府建立密切联系，充当政府资金提供者。1844年《银行特权法》（又称Peel’s
Act）始赋予其中央银行部分职能，直至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将其收归国有，才完成英格兰银行由私营银行向中央银行演变，并且在财政部指导下享有统治银行系统的权利，《1919银行法》则正式将银行监管职能权授予英格兰银行。尽管法律上英格兰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但是实践中，财政部一般尊重英格兰银行决定，英格兰银行也主动寻求财政部支持，而互相配合，几乎未发生“独立性”危机。1997年5月《英格兰条例》修改，又在法律上承认英格兰银行的事实上地独立地位，使之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三）
中央银行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韩国以及1998年以前日本较为典型。韩国的中央银行职权受到财政部较大干涉，无法实现对商业银行有效监管，这也造成韩国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是高度行政集权国家，日本政府拥有较大经济管理、调控职能和权限，日本银行成立之日起一直绝对服从政府，听命于大藏省的指令，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金融政策委员会对存款准备金设立、变更和废止城市中利率最高限额调整要听从大藏省管理。③但1995年日本住专危机以及大和银行事件暴露该体制弊端，因此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改正日本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央银行独立地位，实现向第一种模式转化，这也是文首日本银行和政府零利率政策之争的肇端。
（四） 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我国中央银行制度为该类型，见下文的详细剖析。
二、 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制度
我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2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石家庄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基础上成立的，随着全国解放，各解放区的原有银行以及旧中国的“四行二局一库”先后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其后在长达30多年大一统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职能，无独立性的规定，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并入财政部。1977年11月国务院决定恢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原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地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结算业务均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承办。1986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管理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赋予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管理全国金融事务的国家机关，规范还明确了“三个独立”，即独立于财政、独立于经济计划和主管部门、独立于当地政府。④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为配合金融体制改革，更好发挥金融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1995年3月18日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律地位，即第二条规定地“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并且法律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深入阐述。因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央行职能运作基础，而中央职能的界定是独立地位的合理性依据，笔者主要从中央银行职能角度对其独立性进行分类剖析，通常将中央银行职能分为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和银行的银行⑤,但笔者认为陈晓学者关于中央银行职能因贴近现代银行特征，更值采信，即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⑥：
（一）
公共服务与中央银行独立性。公共服务是指中央银行作为公法人和特别银行，即要为政府提供服务，又要为金融机构和社会提供金融服务。《人民银行法》第四条，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应履行的11项职责。其中（六）、（七）、（八）、（九）、（十）都属于公共服务范畴，而且其中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管理国库，负责金融的统计、调整、分析和预测，作为国家中央银行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等都属于为国家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进行则属于为金融机构和社会提供金融服务。上述业务的特殊性，要求一个体系完整，地位超脱的机构来提供，中央银行是当然的选择。但从事公共服务，也可能导致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侵害，因此法律规定中央银行在向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实施公共服务时必须保持资金独立，即⑴独立于财政，我国旧的财政金融体制下，资金高度集中于财政部门，结果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问题，表现在财政收支不平衡，而财政与银行之间资金运动没有严格界限，财政赤字自动通过“透资”来进行祢补，于是1995年《人民银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二十九条限制人民银行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以及信用担保；⑵与信贷收支的分离，依据198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为工商存款与贷款业务，《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只有根据执行货币政策需要对商业银行贷款，但期限不超过一年，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国务院决定除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上述关于资金独立的规范以及独立财务预算体制的设计构成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物质基础。
（二）
宏观调控与中央银行独立性，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利用其拥有各项金融手段对货币和利率进行调节和控制，核心内容就是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主要依靠实物计划和调节，银行的货币发行计划和信贷计划要服从于实物计划安排和调节，银行实际上是计委和财政部的会计和出纳机构，不存在货币政策的空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渐得到承认，但在制度设计上《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存在矛盾，一方面第六条要求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货币政策的工作报告，另一方面第七条则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第五条规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这种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同时对人大、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权利结构，反映制度转轨时期的特点。基于当前行政主导的现实，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统一和谐、相得益彰，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行政职能调整，人大功能拓展可能构成府院之间冲突的隐患。
此外，各国大多设立独立的委员会等机构享有货币政策制定的权限，而我国依据《人民银行法》第十一条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仅是咨询议事机构，拥有有限的货币政策建议权，且人员构成按1997国务院颁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列》规定由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二名、计委副主任一名、经贸委副主任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一名、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一人组成，其中人民银行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为当然委员，这些决定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必然反映太多行政系统的要求，而缺乏必要地独立性。
（三）
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独立性，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行使职权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促进其依法稳健运行的系列活动。⑦中央银行因为具有无可比拟的技术、信息、人才优势，同时拥有金融调控手段，在一国金融体制中居特殊地位，成为金融监管的当然主体。《人民银行法》设专章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合法稳健运行，并赋⑴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⑵监督管理金融市场；⑶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三项监管职权。然而因为贯彻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出现分化，诸如证监会负责对证券机构、证券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的监管；保险会负责对保险机构和保险市场的监管。人民银行仅对除上述领域外的包括银行、信托等金融业务实行监督。即使在该范围中人民银行也不是绝对权威，例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对银行外汇经营和外债业务的管理；审计机关依据《审计法》授权对金融机构财务收支的监督；财政部门通过制定、执行会计准则、财务规章和代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角色对银行尤其国有银行的管理。人民银行缺乏必要的监管权威，事实上的多头管理，协调不畅，是现在监管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要求不局限于中央一级，各地分支机构也是金融监管体系的关键，为避免分支机构地方化与本位化的倾向，确保其在一定辖区范围内独立履行监管职责，《人民银行法》规定分支机构设立的两项要求⑴明确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中央银行的派出机构，由人民银行进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各分支机构没有独立主体资格，不享有独立权利，一切职能必须经总行授权才能行使；⑵分支机构由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需要设立，改变依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1999年人民银行撤销省级分行，建立若干跨省的大区分支机构，则将该立法蓝图付诸于现实。
三、 完善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若干法律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中央银行历经五十余年风风雨雨，其权威性和独立性逐步抬升，但现有法律框架内仅具有有限独立性，这与世界金融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有一定差距，而且面对进入WTO后的新经济环境的挑战，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进行法律地位重新定位，强化权威性和独立性，对此笔者有下列不成熟地立法建议：⑴人民银行直接接受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监督，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⑵重新界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负责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执行人大以及常委会的相关决议；⑶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选任报请人大常委会任命，并限制行政官员比例；⑷在坚持独立性的基础上建立与国务院及综合经济部门新型沟通机制；⑸在分业经营架构内，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与证监会、保监会的协调机构，确立人民银行在全面金融监管中的主导地位。

① 袁跃东：如何看待日本银行结束零利率[EB/OL]. http://www.drcnet.com/xinzhuye/jinrong.html
.2000-8-27b
② 陆泽峰：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pp235-236
③ 郭锐、王立国：最新金融法通则[M].辽宁：大连理工出版社,1997.p7
④ 王史华、胡珩：法人与金融法律制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p18
⑤ 张贵乐、艾洪德：货币银行学教程[M].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pp194--198
⑥ 陈晓：中央银行的法律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p142
⑦ 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以银行法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p2




进步、挑战、准确适用
??检察公诉应对修订后《律师法》浅析



修订后的《律师法》是一个司法制度完善中的一个进步,它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言论豁免权,规定了律师对当事人的相应义务，这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律师执业的畅通、执法部门执法工作的规范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辩方律师权利的相对扩大也就意味着作为控方的检察公诉部门义务的扩大，这必将给公诉工作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对公诉工作也是一次较大的挑战。只有准确适用律师法，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一、修改后律师法奏响多重积极效果，缩现司法进步
律师法的修改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它着眼于公民权利保护的广度，着眼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的力度 ，着眼于执法程序规范、透明的深度，是我国司法进步的一个缩影：
1、体现以人为本，给予当事人及时、全面的法律保护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只能在影视中才能听到的台词，随着律师法的修改使之变为现实。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使律师可以在第一时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给予犯罪嫌疑人及时的法律帮助，并且会见内容不被监听，将给律师和当事人创造更好的交流环境，给予当事人及时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这一规定使当事人在案情涉及自己隐私、商业秘密等自己不愿意泄露的情况和信息时没后顾之忧，仍可以大胆的与律师交流，获得更全面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获取更多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这对当事权利的保障是无可厚非的。
２、强化律师权利,保障律师执业顺利畅通
律师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律师法为律师行使会见权削去了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重阻力，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就可以会见，让律师会见难这一现状成为历史。受委托律师在公诉部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查阅、摘抄、复制的材料不再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已扩大到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使律师的问卷权进一步得到充实。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不再以经过被调查人的同意为条件，即使调查不便还可以申请检察院与法院去调查取证，这为律师能够顺畅执业提供了一大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使律师在法庭辩护中可以畅快淋漓的表达当事人的意愿，不用再担心自身的人身安全。这一执业豁免权的设立，让律师权利进一步强化，律师执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3、促进程序公开，强化执法工作规范、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程序公开透明是防止执法部门工作不规范和司法腐败的有效措施。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律师更强的会见权、可以让律师第一时间介入到侦查阶段，以防止刑讯副供及侦查阶段的其它不规范行为，使侦查程尽早公开。律师阅卷权的充实，让检察公诉部门的公示范围再一次扩大，公诉审查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设立，让律师在法庭上畅所欲言，增强了出庭律师与公诉工作的对抗性，有效的促进出庭公诉工作规范化。
二、修改后的律师法消极影响深化，挑战检察公诉
修改后的律师法它赋予了律师更全面的阅卷权、自主的调查取证权、法庭言论豁免权和充分的会见权，对刑事控方的消极影响涉及了证据补充、案件审查、出庭公诉的各个环节，对公诉部门来说极具挑战性：
1、证据开示缺乏双向性,增加控方举证难度
修改后的律师法的规定将律师的阅权，不再限于审查起诉阶段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扩大至与案件有关案卷材料 ，审判阶段不再限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而扩大至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意味着修改后的律师法使侦控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 状态。这一转变使律师可以全面获得侦控部门所撑握的证据，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的律师更强调查取证权，这将使律师可以取得更多有利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而律师并没有义务向控方呈示这一切。控诉方单方面承担证据呈示义务的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律师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控诉部门承担，辩护方不承担相关责任，这势必增加了控方举证的难度。
2、言辞证据的客观性、稳定性减弱，影响审查起诉。
言辞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辩解、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能直接有效的证明案件事实，它是人们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性极易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一般犯罪嫌疑人、证人不了解侦查机关需要哪些证据，取得了哪证据，不敢轻易翻供。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使律师对案件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和调查取到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及早的透露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有充分认识之后，加上一些素质不高的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点拨”，再辅之“不被监听”这一“法律保障”必将形成翻供及与其它共犯、证人串供的极大可能，给本来缺乏稳定性、客观性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大打折扣。象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的贿赂犯罪，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与其它共犯、证人串供，可能导致案件无法起诉，甚至撤案。
3、法庭对抗性更加尖锐，增强出庭难度
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豁免权，使律师发表意见用词更为尖锐，甚至发表一些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推测性、夸张的言论，这将使控辩双方的法庭对抗程度更加激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律师很有可能调取到对被告人有利某些关键性的证据。由于是单向呈示义务，而公诉部门对律师调取的证据很大可能是全然不知，如果律师在法庭上突然出示这些证据，这必然会使公诉机关陷入被动，增加了出庭难度。
三、准确适用修改后的《律师法》，惩恶扬善
对待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实施，我们应该摆正心态、积极应对，既要看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只是片面的追求打击犯罪，它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并重。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实施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给公诉工作带来挑战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准确适用法律规定。
1、加强内部机制建设,提升自身防御能力
在执法过程中更加注重程序正义，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审查，保证执法程序的公正。注重证据审查从整体上去把握，对关键证据、薄弱证据、言辞证据进行针对有效的复核，使证据的体系性加固，形成坚固的证据锁链，减少因言辞证据的变化对整个案件产生影响。加快审查起诉速度，“压缩”辩护律师阅卷后的针对性调查取证，制衡控方获取证据信息单方性，以减轻举证难度。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通过组织业务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介绍、案例讲评等方式，深化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翻供技巧的研究，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提升公诉人出庭应变能力。
2、扩宽外部沟通面，减少不稳因素冲击力
注重与当事人双方的交流，听取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发生过程的描述、对犯罪疑人有罪、无罪及案件的处理意见，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与合作，将所获信息及时互通，提示侦查部门补强完善证据，尽量收集言辞证据以外的其它证据。加强与监所机关信息联络与共享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的言行表现予以掌握。对可能出现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需要作一引起有针对性的工作。我国刑事诉讼规定的是检察机关单方的证据是呈示义务，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听取律师自己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案件定性及犯罪嫌疑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意见尤为重要。如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可以拓展思路，权衡案件证据，换位思考处理案件，全方位审查案件，并可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观点，收集无罪、罪轻证据，正确分析现有证据情况，使审查案件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明确控辩双方法庭辩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准备工作，掌控法庭辩论的主动权。
3、强化律师行为监督，加大违规行为打击力
依法维护委托人的权益，为法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律师行业生存意义之所在。律师的法律服务功能决定了律师身份的特质，因此律师执业活动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独立性。然而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大的权利，加之在利益的驱动下使相对独立、自主的律师行为更容易脱离诚信、自律的轨道如：在法庭上发表一些夸张其辞的言论以及明知是伪造的证据而向法庭提供、毁灭证据、制造伪证、教唆伪证等，这就违背了“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律师职责，甚至触犯法律。因此，检察机关1、要加强与律师协会沟通，通过律师协会的行业性监管加强律师自的自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以提提高律师的综合素质，加大律师行业的监管力。 2、要协助司法行政律师管理部门监督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由于司法行政部门不是律师执业的业务对象部门，不易发现律师的违规行为，律师业务直接与检察公诉部门的业务接触，检察工作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将自律师的违规行为通报给司法行政部门，以夯实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力。3、要发挥刑事法律监督功能，加大对律师违规行为的打力度。对在刑事诉讼中发现的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碍作证的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并协助侦查，从而使律师严重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得到惩治，以发挥检察部门自身的法律监督力。
总之，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修改后律师法实施对公诉工作的挑战，以准确适用律师法；同时我们也呼吁建立双向证据开示制度，实现公诉部门与律师证据交流的对等，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以健全我国法制。（屈春苟 伍仔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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