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发布《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规则》的通知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发布《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规则》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
为了维护北京市律师执业秩序，加强北京市律师协会（下称“本会”）行业管理职能，保障本会会员依法执业的权利和规范对会员的处分程序，本会对《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纪律处分委员会规则（试行）》、《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纪律处分办法（试行）》进行了全面修改，制定了《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规则》。2002年7月13日，第六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上述两项规则，后本会根据理事会意见作了部分修改，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现予以公布、施行。（具体内容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一：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
附件二：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规则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1-12条，共12条）
第二章 处分措施（13-23条，共10条）
第三章 立案（24-34条，共10条）
第四章 调查评审（35-43条，共9条）
第五章 回避（44-47条，共4条）
第六章 处分（48-57条，共10条）
第七章 调解（58-62条，共5条）
第八章 附则（63-67条，共5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北京市律师执业秩序，加强北京市律师协会（下称“律师协会”）行业管理职能；为保障律师协会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下称“会员”）依法执业的权利和规范对会员的处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北京市律师执业规范》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规则》，特制定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下称“本规则”）。
第二条 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下称“纪律委员会”）是律师协会设立的律师执业监督机构，行使对会员执业的监督权和对违规会员的调查处分权，其权力来自律师协会全体会员通过律师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和授权。纪律委员会根据本规则对会员做出的处分决定对会员具有约束力。会员必须无条件接受和执行纪律委员会的处分决定。
第三条 会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律师协会制定的各项行业规范以及大多数会员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的行为在本规则当中称为违规行为。会员有违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适用本规则。
第四条 本规则第三条所称违规行为是指会员在执行律师职务的过程中或者在处理与执行职务有关的事务过程中的下列行为：
（一） 违反或拒绝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 违反或拒绝执行律师协会制定的对会员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业规范；
（三） 虽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范的明文规定，但其具体执业行为与律师的专业精神和执业要求明显不相称，或者执业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行业的根本利益；
（四） 违反或拒绝执行其执业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规章制度以及对其有约束力的合同和协议，并给该律师事务所或者其他会员造成损害后果。
第五条 会员在非执行律师职务时的不适当行为原则上不适用本规则，但是会员的不适当行为损害了律师行业的根本利益时除外。
第六条 除非发生违规行为，否则纪律委员会在进行调查和处分的过程中原则上不应处理会员与委托人、当事人或者客户之间基于委托关系以及会员之间基于合伙或者雇佣关系而发生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但是纪律委员会可以通过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规范执业建议书向会员提出解决民事纠纷的建议。
第七条 凡受到会员的违规行为所侵害的人，或者虽未受到违规行为的侵害，但是知道和能够证明会员的违规行为的人，均有权通过纪律委员会对该会员投诉、检举和举报（下称“投诉”）。
第八条 凡因会员的违规行为向纪律委员会投诉的人在本规则中统称为投诉人。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会员的委托人、当事人、客户以及对方当事人，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其它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会员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以及律师协会的其他会员，均可以成为投诉人。
第九条 由五名以上纪律委员会委员提议，纪律委员会主任批准，纪律委员会可以依职权直接调查处分会员的违规行为，无需投诉人投诉。
第十条 纪律委员会及其成员在对被投诉的会员进行调查和处分时应当遵守独立原则，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
第十一条 纪律委员会成员未经律师协会秘书处的安排不能私下与投诉人和被投诉的会员会面和谈话。
第十二条 立案调查会员违规行为的时效为两年，自会员的违规行为发生时起算。如果违规行为已经超过时效，但情节严重，必须予以调查处分的，须由出席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委员过半数表决通过方可立案。
第二章 处分措施
第十三条 依据本规则可由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处分措施有：
（一） 训诫；
（二） 警告；
（三） 批评；
（四） 谴责；
（五） 中止会员权利；
（六） 终身取消会员资格。
纪律委员会作出前款各项处分的，可以在律师协会的会刊上通报；纪律委员会作出前款（四）至（六）项处分的，可以在公共媒体上通报。
第十四条 纪律委员会在作出处分决定的同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调查评审的成本，对受到纪律处分的个人会员附加不超过三千元人民币的罚款，对受到纪律处分的团体会员附加不超过八千元人民币的罚款。
第十五条 纪律委员会还可以根据违规行为的性质，将案件移送司法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司法行政机关针对移送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的，不排除纪律委员会同时作出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 纪律委员会除依据本规则决定对会员实施第十三条规定的处分措施外，还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会员履行特定的义务。
第十七条 纪律委员会除依据本规则决定对会员实施第十三条规定的处分措施以及责令履行义务外，还可以同时或者单独向会员提出规范执业建议书，也可以向全体会员发出规范执业指引。
第十八条 规范执业建议书由纪律委员会主任签发，其内容可以包括建议会员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建议会员对其违规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做出补偿、建议会员退还律师费以及建议会员与当事人和解等内容。规范执业建议书是处分和责令履行义务等措施的补充形式，对违规会员具有指导意义，但不具有约束力。
第十九条 规范执业指引由纪律委员会发布，是纪律委员会根据典型案件向全体会员发出的规范执业提示信息。其目的是：提示全体会员对频繁引起投诉的不规范执业行为引起警惕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对尚无明确规范的不当执业行为提出行业指导意见，切实降低会员的执业风险和减少投诉案件的发生。
第二十条 律师协会秘书处建立会员档案，凡纪律委员会接受的投诉和做出的处分决定记入会员档案。
第二十一条 纪律委员会在调查评审工作中不能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本规则第四条第（一）项所列违规行为。
第二十二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情节从轻处分或者免予处分：
（一） 初次违规并且情节轻微；
（二） 承认违规并作出诚恳的书面反省；
（三） 自觉接受纪律委员会的规范执业建议；
（四） 主动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发生违规后果。
第二十三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从重处分：
（一） 违规行为发生之前五年内曾受到过纪律处分或司法行政机关处罚；
（二） 有说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不诚实的行为；
（三） 违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四） 逃避、抵制和阻挠调查；
（五） 对投诉人、证人和纪律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报复。
第三章 立案
第二十四条 投诉人提出投诉既可以采用信函等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电话、传真和直接来访等方式。投诉人还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理投诉。
第二十五条 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受理投诉。负责接待投诉的人员应当制作接待记录，并填写受理投诉登记表。受理投诉登记表应当载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基本情况，投诉事实摘要和接待人员的初审意见以及是否立案的建议。
第二十六条 负责接待投诉的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接待投诉记录、投诉登记表和其他书面投诉文件，接待完毕后交律师协会秘书处存入会员档案。
第二十七条 在接待投诉的过程中，无关人员不得在场旁听和询问。接待人员不得向投诉人表示或者暗示是否支持投诉事项的倾向性态度，也不得向外泄漏投诉内容。
第二十八条 接待投诉的人员应当在接待当中向投诉人告知以下事项：
（一） 纪律委员会受理投诉的范围；
（二） 纪律委员会的处分措施；
（三） 应向纪律委员会充分提交证明材料；
（四） 纪律委员会处理投诉事项的期限。
第二十九条 纪律委员会应当在接到投诉的次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对投诉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对不予立案的投诉，纪律委员会应当在决定做出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投诉人并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第三十条 纪律委员会对于匿名投诉的案件可以直接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纪律委员会决定立案的投诉案件和纪律委员会依照本规则第九条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在决定做出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被立案的会员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在二十日内做出书面申辩。案件涉及律师业务的，该会员有义务在同一期限内提交业务档案等书面材料。
第三十二条 前条规定的通知中应当载明立案调查的原因和依据，有投诉人的应当列明投诉人名称和基本情况、投诉内容等事项。投诉人递交了书面投诉文件的应当将投诉文件与通知一并送达被立案的会员。
第三十三条 被立案的会员在申辩过程中应当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即证明在投诉事项中该会员已经充分和恰当地履行了律师职责，无违规行为。被立案的会员在申辩期限内不行使申辩权的视为放弃申辩。放弃申辩所导致的对该会员不利的后果由该会员自行承担。
第三十四条 被立案的会员如有拒绝向纪律委员会提交业务档案等书面材料的行为，可能被视为逃避、抵制和阻挠调查。纪律委员会可以针对该情节单独作出处分决定，或者依照本规则第二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从重处分。
第四章 调查评审
第三十五条 申辩期满后，纪律委员会应当尽快由三名委员组成纪律法庭对投诉案件进行调查评审。
第三十六条 纪律法庭的三名成员全部由纪律委员会委员担任。其中一名为主评审人。主评审人负责主持纪律法庭的调查评审。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安排投诉案件的调查评审程序。
第三十七条 在调查评审中，主评审人负责审阅投诉和申辩材料，确定投诉的各项事实，并提出评审意见。如果确认会员有违规行为，主评审人还应提出处分、责令履行义务和是否发出规范执业建议书的建议。纪律法庭的其他两名成员负责分别对调查结果和评审意见以及处分建议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
第三十八条 纪律法庭在调查评审中除保证本规则第十条规定的原则得到充分执行外，三名成员之间也应当保持相对独立的判断。
第三十九条 如果投诉和申辩材料不足以证明会员是否具有违规行为，由纪律委员会进行调查有可能取得主要证据的，纪律法庭可以向纪律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调查。调查由纪律委员会主任批准，调查费用由纪律委员会经费预算中拨付。
第四十条 纪律法庭有权视调查评审的需要决定举行听证会。投诉人和会员也可以向纪律法庭提出举行听证会的要求。
第四十一条 听证会由投诉人、被投诉会员、纪律法庭成员、纪律委员会执委会成员参加，由主评审人主持。纪律法庭应当分别听取投诉人和会员的口头陈述，并且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问题向投诉人和会员提出询问。纪律法庭的听证会应当采用不公开的方式举行。
第四十二条 纪律法庭应当在七十个工作日内对案件作出评审报告。此调查评审期限自纪律法庭组成之日起算。对复杂的案件确需延长调查评审期限的，由纪律委员会执委会作出延长调查评审期限的决定。
第四十三条 如果发生导致调查评审无法进行的事由，经纪律法庭或者律师协会秘书处申请，纪律委员会执委会可以决定中止调查评审，待上述事由消失后恢复调查评审。中止调查评审的期间不计入调查评审期限。
第五章 回避
第四十四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参加案件的调查评审，也不能参加听证会。已经参加的应当立即向纪律委员会提出回避申请。投诉人和会员亦有权申请纪律委员会委员回避。
（一） 是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会员的近亲属；
（二）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 与被投诉会员在同一律师事务所执业；
（四） 其他可能影响投诉案件公正处理的情形。
第四十五条 在发生回避争议的情况下，纪律法庭成员是否应当回避由纪律委员会执委会决定。
第四十六条 纪律委员会应当对回避的申请及时进行审查，并在收到申请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与否的决定，并立即通知提出申请回避的纪律法庭成员或者投诉人和会员。
第四十七条 在回避申请被批准之前，纪律委员会不停止对投诉案件的调查评审。
第六章 处分
第四十八条 纪律委员会执委会依据纪律法庭的调查评审意见、复核意见做出处分或者不予处分的决定。
第四十九条 纪律法庭三名成员在一个案件中意见分歧时，处分决定应当采用多数意见。如果不能形成多数意见，纪律委员会执委会有权选择最为恰当的意见作出决定。
第五十条 在紧急情况下，纪律委员会执委会有权在纪律法庭的要求下作出临时决定，责令被调查的会员履行特定的义务。
第五十一条 处分决定作出后，处分决定书和其他文件应当由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整理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五十二条 对会员的处分决定由律师协会秘书处送达违规会员，亦可以在送达的同时向会员当面宣布。除非纪律委员会认为必要，否则处分决定一般不通知投诉人。处分决定由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执行。
第五十三条 会员拒不执行纪律委员会已做出的处分和责令履行义务的决定的，纪律委员会有权重新作出更为严厉的处分，直至终身取消会员资格。
第五十四条 对于确有错误的处分决定，经纪律委员会半数以上的委员联名提出复审动议，纪律委员会应当依照本规则第五章的规定重新组成纪律法庭进行复审。
第五十五条 在复审案件中，原审案件的纪律法庭成员不得继续担任复审案件的纪律法庭成员，但有义务接受复审案件纪律法庭的询问。
第五十六条 在纪律委员会就复审案件作出撤销原审处分决定之前，不应停止原审处分决定的执行。
第五十七条 对纪律法庭就复审案件所作的决定不得再次提起复审。
第七章 调解
第五十八条 在调查评审过程中，纪律法庭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决定是否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但是调解不应妨碍调查评审程序的进行。
第五十九条 纪律委员会以规范执业建议书的形式向会员提出调解建议的，应当规定适当的时限。如果在规范执业建议书规定的时限内会员与投诉人之间不能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的，纪律委员会应当停止调解并尽快做出处分决定。
第六十条 经过纪律法庭的调解，会员与投诉人或者其他相对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并自觉履行的，纪律委员会可以视情况做出较轻的处分或者免予处分的决定。
第六十一条 经过纪律法庭的调解，会员与投诉人或者其他相对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不履行和解或者调解协议的，纪律委员会可以视情况对该会员直接做出处分决定。
第六十二条 调解程序应当在本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调查评审期限内进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规则由律师协会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后，由律师协会会长签署颁布实施。
第六十四条 本规则的修正案需由三分之二以上的纪律委员会委员提出方为有效。修正案的通过和实施同前条。
第六十五条 除非启动复审程序，否则本规则颁布之日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规则进行解释；本规则颁布之日已经立案但尚未审结的案件可以适用本规则。
第六十六条 对本规则条款的理解发生歧义时，由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作出解释。
第六十七条 本规则自颁布之日起生效，《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执业纠纷调解处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律师行业管理，不断提高北京市律师的执业水平，维护律师职业的声誉，完善和规范北京市律师执业违规查处工作程序，北京市律师协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北京市律师协会设立纪律委员会（以下简称纪律委员会），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实施行业监督和纪律处分的权力机构。
第三条 纪律委员会的职责是：
1、 对会员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
2、 对于会员在执业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规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对违规会员作出处分；
第四条 纪律委员会及其委员和工作人员在参加调查、处理、调解工作时，应当以公正和独立为基本原则。
第五条 纪律处分决定由纪律委员会执委会讨论决定，以纪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由律师协会秘书处执行。
第二章 纪律委员会的设置
第六条 纪律委员会的设立和撤销由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会决定。
第七条 纪律委员会由三十四名委员组成，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三名。
第八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和补选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委员应来自不同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九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 作风严谨，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的执业操守和威信；
2、 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五年以上，无不良执业记录，在某一法律专业领域有较深的造诣或业绩；
3、 热心律师协会工作，有奉献精神；
4、 能够保证一定的工作时间。
第十条 纪律委员会独立地处理对会员的投诉、处分和执业纠纷调解。
第十一条 北京市律师协会行业纪律部是纪律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第十二条 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五名由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的委员组成纪律委员会执委会。执委会决定对会员的处分，对经评审后不能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或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提请讨论的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执委会的决定应当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凡拟决定的事项获得超过半数成员的赞同即为通过。
第三章 委员的权利义务和职责
第十三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1、 参加纪律委员会的会议；
2、 享有纪律委员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按时完成分派的工作任务；
4、 公正廉洁，维护纪律委员会的声誉和权威；
5、 向纪律委员会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6、 接受纪律案件时享受律师协会的津贴。
第十四条 主任委员有以下职责：
1、 全面领导纪律委员会的工作，负责纪律委员会相关文件的签发；
2、 制定纪律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协调纪律委员会与司法行政机关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关系；
3、 召集主持纪律委员会会议；
4、 执行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布置工作任务；
5、 主持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
6、 向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会及其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
7、 授权副主任委员履行其职责。
第十五条 副主任委员有以下职责：
1、 协助主任委员及时、高效地完成纪律委员会的工作；
2、 审核纪律委员会委员做出的关于投诉案件的评审意见；
3、 协调纪律委员会各工作小组的工作；
4、 在纪律委员会主任缺席的情况下，代理行使主任职责。
第十六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而受到处分的，或者在案件的调查评审中营私舞弊的，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中止其职务并提请理事会撤销其纪律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纪律委员会委员未通过律师年度执业注册或连续两次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纪律委员会会议或连续两次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视为自动放弃纪律委员会委员资格。
第十七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被撤销委员资格或者自动放弃委员资格，纪律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要求补选委员。
第四章 工作方式
第十八条 纪律委员会委员除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外，其余三十名委员共分成十个工作小组。纪律委员会执委会指定的各工作小组组长负责协调本组工作，召集小组会议。
第十九条 北京市律师协会行业纪律部依组别顺序轮流向各工作小组分派投诉案件，分别由该工作小组的主评审人、协助复核人和监督会签人组成纪律法庭。
第二十条 各个纪律法庭的主评审人、协助复核人和监督会签人应当由该小组成员按顺序轮流担任。
第二十一条 审查案件的委员的职责：
1、 主评审人职责：认真、独立地审查投诉案件，制作评审报告，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将卷宗和评审报告移交该案件的协助复核人。
2、 协助复核人职责：在接到投诉案件的卷宗和评审报告后，独立地复核评审报告中查明的事实部分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可信、主评审人所列理由是否合理、评审结论是否正确，复核完毕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卷宗和评审报告及本人的复核意见移交该案件的监督会签人。
3、 监督会签人职责：在接到投诉案件的卷宗和评审报告后，独立地复核评审报告中查明的事实部分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可信、主评审人所列理由是否合理、评审结论是否正确，复核完毕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卷宗和评审报告及本人的会签意见转回北京市律师协会行业纪律部。
第二十二条 如纪律法庭成员的意见发生分歧，主评审人应当召集纪律法庭进行讨论，并可以邀请负责该纪律法庭事务的副主任委员和行业纪律部工作人员参加。对于案情复杂或案件影响较大的，主管副主任委员应将案件处理意见提请纪律委员会执委会讨论。
第二十三条 如果纪律法庭成员需要对投诉人或者被调查的会员进行询问时，须事先通知行业纪律部，按照行业纪律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纪律法庭成员不得私下与投诉人或者被调查的会员接触。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由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会通过，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纪律处分委员会规则（试行）》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执业纠纷调解处理委员会规则（试行）》同时废止。
目前医疗纠纷的法律误区与思考
东南大学法律系 欧运祥
当前，我国的医疗纠纷逐年呈上升趋势，根据2000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医疗纠纷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第一位问题。一方面，医院对日益增加的医疗纠纷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患者对于目前的医疗纠纷解决颇有怨言。相对于日益增加的医疗纠纷，当前的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明显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医事法律教学实践和医疗纠纷诉讼的实务经验，拟对医疗纠纷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4］ ?望新闻周刊，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2000年12月4日第49期，第24页
［5］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570页
作者简介：欧运祥，男，33岁，东南大学法律系医事法律教研室讲师，南京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通信地址：邮编210096，南京市四牌楼2号东南大学法律系 欧运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