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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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的成本分析及其补救

楼杰科


我国新刑法对罪刑法定的明确规定在制度上否定了1979年刑法制定以来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类推制度，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罪刑法定在刑法典中最终得以确立，除其本身具有无与伦比的优点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制度社会中发挥最大的功能，即保证社会安全，保障公民权利。但是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所付出，同时罪刑法定也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亦会给社会带来不适，而这些套用经济学术语即成本。分析罪刑法定成本的目的不在于否定它，相反，最终目的在于完善它。

一、罪刑法定的必要成本

所谓必要成本是指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所应当付出的费用或代价，具体包括价值成本、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制度转型成本。其中价值成本是最主要的，因为它确定了刑法的基调，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南。
1、价值成本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宪章：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法制原则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实践，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
罪刑法定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以个人解放为追求的价值，以个人本位的政治法律思想为理论基础。个人本位相对于社会本位而言的，罪刑法定是这两种价值观念冲突中，突出个人价值从而弱化社会价值的必然产物。社会的价值冲突是必然的，这由价值多元化所决定。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则是最根本的冲突。在质和量一定时，强化个人价值势必弱化社会价值，因为“事物的性质总是如此，任何价值的获得使这些价值付出了代价” 。
个人价值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公民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指法律上的自由。自由和法律是相对的，法律并不排斥自由。所以洛克认为“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虽然“某种行为被定为犯罪，实施了该行为，就得被迫接受刑罚。这就意味着国民的自由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而“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这是在对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如同自然的自由是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其他约束那样。” 很显然，人们愿意受制于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是希望得到法律的保护。使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安全而不至于被其他人毫无顾及的侵犯。即使受到侵犯，也可以由权力机关追究侵犯者的责任，“并以法律规定的刑罚来处罚任何成员对社会的犯罪。”
尽管自然法则的存在给人们一丝宽慰和信心，但自然法则本身并无强制力。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心甘情愿和严格的遵守自然法则，相反他们往往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破坏正义。所以，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下，人们就会感到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因此“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的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 自然法则只有成为法律时，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之所以心甘情愿的不“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安全。
罪刑法定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法官）的恣意，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孟德斯鸠运用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论述了法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他指出：当一个人握有绝对权力的时候，他首先便是想简化法律（因为法律限制了他的权力）。因此，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必须分权，以权力制衡权力，而法律的明确规定则是最有效的限制手段。“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作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 毫无疑问，三权分立要求法律明确，同时要求它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因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一人时，专制就开始了。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权力的过度集中是罪刑擅断的最好温床，并且必将出现罪刑擅断。罪刑擅断是公民权利最大的敌人。因此，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我们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治它，而罪刑法定是罪刑擅断的克星。所以贝卡里亚在反对中世纪罪刑擅断的同时，极力的倡导罪刑法定。“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当既应指导明智公民又应指导无知公民的权利规范不再是争议的对象，而成为一种即定事物的时候，臣民们就不再受那种小型的多数人专制的摆布……” 所以“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 可见，罪刑法定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保障公民的权利。
然而人不仅是个体人，更是社会人。当个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和自由“让出”一部分自由组成共同体时，他就已经作为社会人而存在。就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才又有一种强烈的个体化倾向。然而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过多想到的是国家、社会而非个人。法律确认公民个人的权利是以社会人为基础的，而罪刑法定也并不只是对个人的保障，其本身亦是公权利的体现。人们之所以信任罪刑法定更主要的是它保护社会的一般人。因为他们很清楚“对一个人的非法制裁，潜藏着对社会上的其他公民非法侵害的可能性。” 因此，这并非完全是刑法的个人保障机能，也有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罪刑法定价值成本的产生，是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冲突中，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矛盾的必然。固然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是辩证统一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相容性。然而对于罪刑法定而言，两者是不能完全平等的。如果注重社会价值，过多的考虑社会本位，功利就会占据上风，司法擅断就会出现，显然这是不被允许的；注重个人价值，重视个人权利，社会正义就受到威胁。所以，我们所应避免的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毫无结果的极化偏向。”
2、 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
刑法作为一种社会创造物和社会资源，需要生产和消费，生产和消费都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即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首先，法律不是与生俱来的，法律的创制需动用已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其次，“法律的遵守不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通常用来防止犯罪和逮捕罪犯。” 可见，罪刑法定不是无本万利的，罪刑法定必然要求制定刑法典，法典的制定需要一定的付出，即立法成本。它是指国家制定、修改、废止刑事法律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如人力、物力、财力等。因为（1）立法必先有立法机关，立法机关的存在和维持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即保证立法机关正常运作的费用。（2）立法的内容不是立法者凭空臆造的。何种行为应定为犯罪，处什么刑罚是由社会现实状况决定的。立法者必须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决定。而这一过程并不是立法者想当然就能完成的，同样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3）立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议案并不是一经提出就能通过的。讨论、协商、表决等程序是必须的。所以时间的付出在所难免，智力的付出也是一定的，而物力和财力等更不必言。（4）制定后的法律，并不马上被司法人员所掌握和被人们所了解。组织司法人员进行学习和进行普法教育都是必须的，而这些不是什么都不付出就能完成的。毫无疑问，立法必定需要付出代价，这是立法运作的要求，也是司法的前提。所以，立法成本是法律存在的必然。
司法是法律适用于个案的行为活动，同样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即司法成本。它是指国家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而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可以分成刑事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付出。它是罪刑法定由潜在转向实际，以求获得效益的过程所必须的付出。因为（1）司法主体是公安司法机关，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它们并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客观实在。司法机关的有效运作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2）刑事侦查、刑事逮捕等行为具有危险性，除了行为实现所应付出费用外，还存在可能成本，如罪犯的反抗导致司法人员的伤亡等。而监视居住、监外执行等都需要付出劳动和金钱，实物。（3）审判并非法官“有罪或无罪”的简单判决，而是一个过程。因此，审判行为的有效进行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4）判决并不意味着司法程序的结束，因为还有执行的过程。执行的实现要求国家再付出一定的费用，如国家需要设置监狱来统一管理罪犯等。总之，司法的有效运作需有庞大的费用支持，这是立法目的实现的要求。因此，司法成本是法律实现的必然。
3、 制度转型成本
罪刑法定由思想、原则上升为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思想、原则或制度，它都具有社会意识的属性。因此它的产生、发展、完善根源于现实的社会。从西方历史的演变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得结论：在单一政治国家的社会中并不能产生代表市民权利的罪刑法定。只有当市民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抗衡国家力量并逐步形成市民社会时，政治国家才不得不屈服于民众并承认市民权利。可见，罪刑法定能够被国家法律所承认得益于社会结构的演变，即由一元的政治国家向二元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转变。因此，从根本上讲，只有市民社会的精英力量逐步取代贵族并逐渐的掌握、控制政治国家的动脉时，罪刑法定才是真实的。
虽然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的辉煌，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即市民的社会，有的只是政治的国家。即使在近代中国，亦没有形成这样的社会。并且几千年文明让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只是到了现代，也就是从1979年那时起，我们才有意识的进行我们社会的改造，才向市民社会迈出了第一步。随着现实社会的变革，原有制度的不适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制度更替不可避免。以类推适用为代表的旧刑法不得不让位于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的新刑法。而罪刑法定与类推适用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新刑法是对旧刑法的根本性的扬弃。
制度更替在技术的层面上只需在文本中做出，但潜隐在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念不是容易转变的。尤其在一个尚未形成市民社会并在几千年的文化中总沉浸在“朕即国家”的自豪感的国度中，要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是何等的困难。也就是说国民意识的转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原本意思被扭曲。毕竟我们尚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一切还不是很完善，因此十分容易出问题。如果原本意思被扭曲，那将会产生巨大的代价。更重要的一点是由原来的国权意识向民权意识转变将会给上层建筑造成极大的不适。虽然变革是在上层建筑领导下自上而下的变革，但这并不说明上层分子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既得利益者，一切对他们有可能造成不适的事物根本上都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就此一项的代价就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无论国民意识的转变、原本意思被扭曲，还是意识根本转变给上层建筑造成不适，都是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减轻的话，那也只是减轻而已）。就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对于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而言，这些又算的了什么呢？它们都是必然付出的。

二、罪刑法定的不必要成本

所谓不必要成本是指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应当但实际或可能付出的费用或代价，包括明确性成本、确定性成本和无溯及力成本。
1、 明确性成本
明确性是罪刑法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质内涵之一。罪刑法定的明确性是从刑法内部中限制犯罪构成的结构，以此来约束和规定刑法规范的立法表述。因此，明确性强调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必须准确地规定刑法规范的内容。
（1）形式缺陷。法律精神是抽象的，条文则是具体的，罪刑法定要求用明确的语言文字把抽象的法律精神表述成具体的法律条文，展现于刑法典内。
详细的罗列式规范：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有限的，世间万物尽在人的头脑中是异想天开，如果认为仅用理性的力量，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那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一个意义上，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 并且“要求法律科学为未来制定法律规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法学家或法典编纂者不能对未知世界的人类行为进行分类，并继而就他们制定法律。” 然而，法律总是喜欢等待处理将来的行为，而罗列式规范无法对将来的行为作出有效的规范。立法者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发挥能动性，制定出一些人们普遍认识的事实或行为的规范，而所谓的普遍性，已经排除了完整性，因此法律的疏漏总是在所难免的。
笼统的原则性规范：法律最大的敌人是法律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笼统的原则性规范看似明确实际把人带入模糊领域。法律规范并不能详尽的展现立法者所要表达的意愿和事物的性质。即使能探知立法者的意图，亦有可能与现在之事实不符。法条并非法学理论，刑法典不可能是一部极有合理价值的刑法理论著作。当法律过于原则化，模糊性和不确定就会出现。当人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时，他们就无法适从于笼统的原则性规范。他们就无法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和感到安全的自愿行动。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原则化的法律是否允许“我”这样做。
因此，无论是详细的罗列式规范还是笼统的原则性规范都无法保证法律的明确性，那么法律的明确性势必是有缺陷的。
（2）不正义法律。法律的明确性无疑是保护公民自由权利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仅靠明确性并不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一个含义确定的‘犯罪规范’，完全可能是专横与无理的产物。事物固有的性质需要被探知，探知是人类的意识行为，由于意识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探知的结果不是唯一的。我们希望探知永远是正确的，但事实是错误总是伴随左右。虽然法律要求正义，但法律并不总是正义的；恶法并非人们所希望的，然而恶法仍旧存在，无论是立法者故意还是无心。倘若法律本身并不正义，我们怎么还能援引此种法律去评价公民的行为呢？但是，罪刑法定却要求我们不用顾及法律本身的缺陷，而机械的适用它。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更加的不正义。“有两种腐化，一种是人们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们被法律腐化了，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存在于矫正方法本身中。” 当然，恶法并不以恶法的形式出现在刑法典中，其必先乔装改扮，拥有一副看似极有正义的脸孔“映”在刑法典中，“背”却对着民众。
（3）语言文字的特性。法典呈现在民众面前的是直观的法律条文——语言文字的逻辑排列，而非法律含义或法律精神。民众，包括普通的老百姓、精通法律的法学家，或其他专业人士只能透过文字的表面释义，才能了解、理解、掌握法律的实质。然而，法条的表述和内涵并不是固有的和同一的。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法律对同一行为或事实的表述完全有可能不同（事实也是如此）。这是由不同民族、风俗、地理环境以及各自的语言文字所决定的。即使同一国家、同一法律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诚如洛克所言“当我们用词把这样形成的抽象观念固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生错误的危险。词不应看作是事物的准确画面，它不过是某些观念的任意规定的符号而已，不过是凭借历史偶然性选择符号而已，随时都有改变的可能。” 而语言文字本身的多义性和人的知识程度的不同性，都将导致立法者在立法时，对法律条文表述的不明确性，即使他们尽可能的希望法律条文明确。因此，对司法者而言，他们不仅受到自身的限制，同时又不得不受立法语言的局限。
（4）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具有滞后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法律的滞后性并非法律明确性的天然敌人。但法律滞后性给法律明确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威胁的实现必将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也冲击着法律本身。法律的制定必定以先前出现的行为或事实为依据，所以立法行为总是在后。“各种法律规范，无论表现为法律，还是表现为判例，都不会避免地成为某种凝固的东西而落后生活。” 同时，立法不是随意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并且并非任何法律提案都会得到议会的通过，而时事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法律的规定和行为或事实之间具有相当的时间距离。“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面前，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 根据昨天的行为或事实在今天制定而适用于明天的法律，永远是滞后的。所以，“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
可见，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并不一定明确，因为形式缺陷性，不正义法律、语言文字的特性以及法律滞后性都极大的限制了罪刑法定的明确性，所以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确定性成本和无溯及力成本
罪刑法定的确定性与明确性不同，其主要指从外部规定犯罪构成的范围，其目的在于防止抽象的法律规范被适用于其应有的范围外。特指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对刑法规范不得类推适用，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从明确性和确定性的关系而言，两者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如果立法有不明确的规定，司法操作将无法适从或出现擅断；如果司法操作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那么法律就是一纸空文，甚至于比没有更有害。所以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必然要求罪刑法定具有确定性，而确定性又影响着明确性的实现。
（1）明确性导致确定性成本。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罪刑条文化，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是在不断变化的，刑罚的功能又有多样性。因此，所谓明确性必然是有限的。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本非一成不变。它不仅是客观实在，同时又受到价值评判的确定。物质条件总是在变化的，而价值观念又是多元化的。一种行为用一种价值观念评判可能是犯罪，而用另一种价值观念评判则完全可能相反。（所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同一行为有不同的规定。）无论是犯罪概念还是犯罪构成都是一定时期，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一定价值观念的体现，具有相对性。因此，用统一的法律规则，长时期的处理个案，必定是存有问题的。“绝对的严格主义又使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并牺牲了个别正义。” 当法律过于原则化，而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并且又不允许其他方法补救，或无其他方法补救时，那么再处理这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徒劳且有害的。因为在刑法典中根本不可能找到合理的处理方法，或机械的适用不合理的处理方法，为此法律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使此问题在现有法律状况下悬而未决，或不合理处理。
（2）限制自由裁量权导致确定性成本。罪刑法定要求限制自由裁量权，但绝不消灭，这是司法运作性质所决定的。贝卡里亚极力倡导限制法官的权力，他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他的判决是对具体事实做出单纯的肯定或否定。” 所以，在他看来法官是根本没有权力解释法律，法官唯一可做的是：依据法律之严格规定对公民的行为作出是否符合法律的判断，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有罪或无罪。即法官在断案时只用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 这种绝对地限制自由裁量权的罪刑法定主义抹杀了法官的正义性，是对法官人性恶的最终肯定和扩大以及对法官人格的极不信任。虽然贝卡里亚看到了严格罪刑法定的弊端，但在他看来，由此产生的危害与法官擅断可能带来的危害则要小的多，“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问句作出必要的修改，为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 所以“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
然而这种欲用严格的法定主义消灭人性弱点的梦想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固然判决是依据法律和案件事实作出的评判，但作为评判者的法官无论如何不能摆脱作为人而固有的弱点，所以判决无论如何都受到法官自身条件的影响以及外界条件通过对法官的刺激而发生作用。当法官审判个别案件时，法官首先想到的是个案的正义性处理，然而罪刑法定则要求法官在刑法典中寻找代表社会正义的法律依据。当他找到时，这种普遍适用的法律却对此案可能并不适用；当他没找到时，他只能宣告“无罪”，借口仅仅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全然不顾被迫放弃的“我”的能动性和个别正义。这样机械地死板地执行法律，有悖于正义。
所以，法律“就得在实施上具有伸缩性，因为他们将会遇到各不相同的局面。如果我们执行法律时一成不变，我们就要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有时侯会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现象。” 因此“如果某一法规赖以为条件的社会情势、习俗和一般态度自该法规通过之时起已发生了一种显著的实质性或明确的变化” 那么法官应毫不犹豫地作出不同于法律规定的判决，以此减少限制自由裁量权会带来的代价。
（3）无溯及力成本。无溯及力又称不溯及既往，即法律不得追究法律颁布之前已实施完的行为的责任，这是罪刑法定的必然要求。因为人们无法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在未来被规定为犯罪。不得溯及既往有三种情况：一、在新刑法典中规定为罪刑的行为，在旧刑法中没有规定，而行为在新刑法生效前已实施的，法官不得援引新刑法的规定来处罚该行为。二、行为在旧刑法中规定为犯罪，新刑法中却无规定，行为发生在旧刑法有效期内，由于没有及时追诉在新刑法生效后（旧刑法失效）不得再予追究。三、行为在旧刑法中规定为犯罪在新刑法中也规定为犯罪的，但行为发生在旧刑法存在期间由于没有及时追诉，新刑法生效后（旧刑法失效）也不得再予追究。对第一种情况好象并无多大争议，但如果昨天发生的行为符合今天颁布的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司法官员是否也只能作出无罪判决呢，而仅仅因为行为发生在昨天而法律刚刚颁布？对于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与刑罚的及时性有关，当刑罚没有及时追诉并且再严格地适用不得溯及既往原则时无疑是告诉罪犯：只要你有本事逃脱追诉，总有一天你可以不被追究责任。固然这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体现但却丧失了社会正义。所以一般国家刑法典都规定为有限的溯及既往以及相关的时效制度以补救罪刑法定可能带来的代价。

三、罪刑法定的补救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5号)




　　《黑龙江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业经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省人民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二○○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省　长 栗战书

　　　　　　　　　　　　　　　　　　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黑龙江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工作的规范和监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促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本省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依法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机构（以下统称制定机关）发布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行政公文。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决定、公布、备案、评估、清理以及监督检查，适用本规定。制定机关制定的工作制度、人事任免决定等内部文件以及对外部具体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办公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合法性审核和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并对本行政区域内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备案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依法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机构（以下统称行政部门）的法制机构，负责本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和合法性审核工作。其中，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的法制机构并负责下一级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乡（镇）人民政府承担法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和合法性审核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办公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负责本级人民政府、本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发文审核、公布和报送备案工作。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应当坚持合法、公开、精简、效能和权责统一的原则。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应当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第六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不得与上位规范性文件相抵触。违反本规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无效。

第二章　主体与权限

　　第七条　下列机关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

　　（一）各级人民政府；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四）依法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机构。

　　前款规定以外的机关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八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下列内容：

　　（一）行政许可以及面向社会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

　　（二）行政处罚；

　　（三）行政强制；

　　（四）行政事业性收费，但省人民政府以及省财政和省物价部门按照法定权限设定的收费事项除外；

　　（五）行政征用；

　　（六）依法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机关设定的其他内容。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规范性文件不得规定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内容。

　　第九条　规范性文件不溯及既往，但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三章　起草与审核

　　第十条　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起草，可以确定由其所属一个或者几个行政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行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本部门组织起草，可以确定由其一个或者几个所属机构具体负责起草工作。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部门职权的，应当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部门联合起草；联合起草时，应当以一个行政部门为主，其他行政部门配合。起草规范性文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或者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或者组织起草。

　　第十一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的行政部门或者所属机构（以下统称起草部门）应当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或者主要措施进行充分论证，增强操作性和有效性。

　　第十二条　起草部门起草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广泛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有关机关、专家的意见；涉及重大事项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起草部门应当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将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向社会公布等方式征求意见。起草部门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有关机关、专家提出的意见予以研究处理，并向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说明采纳意见的情况。

　　第十三条　对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存在分歧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协调，对未采纳的意见应当说明理由；经协调仍存在分歧意见的，应当报请制定机关协调或者裁定。

　　第十四条　起草部门应当形成规范性文件草案及其说明报制定机关。规范性文件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以及上级机关有关规定；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采取的主要措施；

　　（四）对有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将文件草案交其法制机构认定，属于规范性文件的，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

　　起草部门应当向法制机构提供下列材料：

　　（一）该文件的说明；

　　（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以及上级机关有关规定的文本；

　　（三）协调论证结论和各方面意见采纳情况等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对审核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自接到该草案之日起十日内，就下列事项依法提出审核意见：

　　（一）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

　　（二）内容是否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三）内容是否与相关政策以及上级机关有关规定相违背；

　　（四）拟确立的措施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五）是否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协调、衔接；

　　（六）起草工作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七）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第四章　决定与公布

　　第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经制定机关负责人组织召开会议集体讨论决定。规范性文件未经法制机构签署合法性审核意见的，制定机关不得审议。

　　第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施行前应当向社会公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的公报、网站或者本部门网站上向社会公布；涉及重大事项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规范性文件，还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以及其他媒体上公布。乡（镇）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政府信息公开栏上公布。

　　第十九条　制定机关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将其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制定机关将未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执行，并有权向制定机关的本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办公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办公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条　公众可以通过政府公报、网站或者部门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查询已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为公众查询提供方便。

　　第二十一条　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但发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执行或者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负责解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对规范性文件的解释要求。规范性文件需要解释的，由该文件的起草部门提出解释意见，经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审核后，报制定机关审定公布。经制定机关审定公布的规范性文件解释与原文件具有同等的效力。

　　第二十三条　为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紧急情况制定规范性文件，经制定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简化制定程序。

第五章　备案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制定机关的办公部门、办公机构应当自规范性文件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下列途径将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

　　（一）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设立该机关的人民政府备案。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三）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有隶属关系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抄报本级人民政府。

　　（四）依法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机构，为本级人民政府直属的，其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直接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有主管部门的，其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由其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的行政部门按照前款有关规定报送备案。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制定机关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将下列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二份径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

　　（一）规范性文件备案报告；

　　（二）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附电子文本）；

　　（三）规范性文件说明。前款第三项规定的说明应当符合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所列内容，同时还应当有制定机关法制机构对该文件的审核意见。该文件的施行日同发布日之间少于三十日的，应当在该文件的说明中说明理由。实行网上传送电子文本备案方式的，不再报送纸质文本。

　　第二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予以备案登记；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暂缓办理备案登记，并通知制定机关限期补正后，予以备案登记。

　　第二十七条　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在本级政府公报、网站上公布上一季度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第二十八条　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就下列事项对备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一）制定机关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权；

　　（二）是否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三）是否与相关政策以及上级机关有关规定相违背。

　　第二十九条　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在审查规范性文件过程中，需要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提供法律依据或者协助审查的，有关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回复；需要制定机关说明有关情况的，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说明。

　　第三十条　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问题之一的，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向制定机关提出自行修改或者撤销的审查处理意见，或者提请备案审查机关撤销该文件：

　　（一）超越制定机关法定职权的；

　　（二）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

　　（三）与相关政策以及上级机关有关规定相违背的。不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存在前款问题之一的，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向制定机关提出自行撤销该文件的处理意见，或者提请备案审查机关撤销该文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确认抄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有前款所列问题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指出，并要求其自行纠正，也可以向该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关反映，由其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提出的审查处理意见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要求自行修改或者撤销该文件，并自修改或者撤销文件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报送备案。

　　第三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规范性文件有违法内容的，可以向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提出书面审查申请，能够提供需要审查的文件或者其复印件的，应当提供。书面审查申请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二）申请审查事项以及理由；（三）申请人联系方式；（四）申请日期。备案审查机关法制机构受理审查申请，应当自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申请人；情况复杂，六十日内无法处理完毕的，经备案审查机关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但不含需要有关部门协助审查所需的时间。

　　第三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办公部门、办公机构应当于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将本机关上一年度发布的全部文件目录报送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备查。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通过调阅抽查制定机关的发文登记簿和有关文件的方式，对规范性文件备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定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实行年度统计报告制度。县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年一月二十日前，将上一年度本级人民政府备案登记（含实行垂直管理部门抄报）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情况，报送市（地）人民政府（行署）法制机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年二月十日前，将上一年度本级人民政府（行署）以及下一级人民政府备案登记（含实行垂直管理部门抄报）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情况，汇总报送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年度统计的样式，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统一规定。

　　第三十五条　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其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对上一年度本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情况进行通报。

第六章　评估与清理

　　第三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的评估应当遵循依法适时、客观真实、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原则。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应当坚持日常清理与定期清理、专项清理与全面清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以及实际情况的调整，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实地调查、问卷调查或者座谈等方式，对规范性文件的下列情况进行评估：

　　（一）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公正、效率与便民；

　　（三）权责统一；

　　（四）实施成本和效益；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评价。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机关应当将评估情况形成评估报告报制定机关，并抄送其法制机构。

　　第三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制定机关应当及时进行清理，并视实际情况作出修改、废止的决定：

　　（一）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者上位规范性文件替代、修改、废止了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

　　（二）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者上位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一致的；

　　（三）因管理方式或者调整对象变化等情况而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

　　（四）因任务完成等原因而自然失效的；

　　（五）经评估存在其他需要修改、废止的情形的。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和废止程序按照制定程序执行。

　　第三十九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定期公布本机关经过清理后保留的全部规范性文件目录。制定机关未在目录中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撤销该文件；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制定机关违反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有以下情形的，由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其法制机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涉及重大事项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规范性文件，未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向社会征求意见造成严重影响的，责令限期撤销该文件，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未经其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或者未采纳其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意见，导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内容违法的，责令限期撤销该文件；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规范性文件未向社会公布即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由备案审查机关的办公部门按照《黑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三条　制定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责令改正，并由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其法制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不报送备案的；

　　（二）未按照规定的时限和格式将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或者抄报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发文目录报送备查的。

　　第四十四条　对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未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时限处理的，由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责令纠正，并给予通报批评；逾期未纠正或者虚假纠正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视其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未依法审查的；

　　（二）对确认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未予纠正的；

　　（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意见的规范性文件逾期未处理造成影响的；

　　（四）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依法具有规章制定权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的备案，除执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外，还应当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二○○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黑龙江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