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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科研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11:51:12  浏览:936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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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科研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国建设银行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科研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2年6月30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为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管理,提高全行科研工作水平,更好地为宣传党和国家的方真政策服务,为提高偷咨效益服务,为建设银行业务开拓发展服务,现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科研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全行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各分行应根据本规定尽快制定实施细则,实行科研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本规定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总行投资研究所。

附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科研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管理,使科研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健康协调地发展,提高建设银行科研水平,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科研工作,主要是指投资及相关领域理论、政策研究和围绕建设银行业务开拓、体制改革而开展的调查研究,及与上述科研工作禁密相关的编辑、出版、发行、资料信息和学术交流等工作。
第三条 建设银行科研工作必须监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树立求实创新、科学严谨的科研工作态度,为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服务,为提高投资效益服务,为建设银行业务开拓发展服务。

第二章 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地位和基本任务
第四条 投资经济活东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占的重要条件之一,投资理论是经济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银行开展投资理论和政策研究,是履行国家管理固定资产投资专业银行职能,提高投资效益,为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制定投资政策服务的需要。大力发占投资理论研究,是全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五条 科研工作是建设银行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占科研工作,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有助于建设银行事业的开拓和发占,能够使建设银行更好地蚕与国家和地方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发挥对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作用,建设银行各级领导必须重视科研工作,自觉地把科摊工作摆到重要地位。
第六条 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一)开展投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有关金融财政理论研究,为丰富我国投资理论,提高我国投资管理水平服务。
(二)参与和组痔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投资政策的研究,探索我国投资体制合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为国家有关方面决策题供建议和意见,推动我国投资金融实践的发展。
(三)开展建设银行业务发展的理论政策研究,为建设银行发展改革提供对策和方案。
(四)开展外国投资理论与政策研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为建设银行业务开拓和发展提供借鉴。
(五)参与或受托组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相关专提的探讨和研究,承担各级政府和有关机构相关的调查研究任务,为推动国家及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六)参与或组织有关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看合作研究,有选择地同国内外银行及研究机构建立学术及信息资料交流关系,扩大建设银行及其科研工作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
(七)搜集、整理国内外有关投资、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图书、报刊和资料信息,介绍和交流国内外投资理论政策最新成果和动态。
(八)编辑、出版和发行投资类及相关学科的各种刊物和书籍,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投资和金融、财政等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活跃理论和政策研究,交流学术成果,介绍我国经济建设、投资实践及建设银行业务发展的情况和信息。
(九)承担中国投资学会及各地投资学会的日常工作,协助各级投资学会组织学术交流和投资学科建设工作。
(十)组织有关科研成果的鉴定、试点和推广,推动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使科研工作与建设银行业务开拓和发展密切结合,相互促进。
(十一)培养投资和金融类研究生,参与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和职工业务培训工作,为建设银行人才的开发和成长,提高业务管理水平服务。
第七条 建设银行总行及所属各级分支机构的科研工作,应根据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环境条件的不同有所侧重。建设银行总行科研工作以建设银行业务发展和投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主,同时兼顾金融财政有关理论政策研究;坚持建设银行业务发展、政策研究与投资领域政策研究并重,基础类论探索与实践对策研究并重,现实研究与超前研究并重。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以辖简称省级分行)的科研工作以建设银行业务发展政策和本地区经济建设对策研究为主,兼顾基础理论和宏观政策的研究。

第三章 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及其基本形式
第八条 建设银行总行投资研究所是直属建设银行总行的事业单位,既是建设银行总行的专业研究机构,又是全行系统科研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部门。建设银行各省级分行投资研究所是直属各省级分行的事业单位,既是各省及分行的专业科研机构,又是各省级分行系统科研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合管理部门。建设银行各级投资研究所实行所属行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根据需要和各自不同情况,随内设置有关科(室)。
计划单列市分行应确定相应的机构兼管科研工作。
第九条 中国投资学会及地方投资学会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挂靠在各级建设银行,各行所从事的的学会日常工作也是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条 建设银行内部的各种投资研究会及其他科研组织,是在各级投资学会、投资研究所及有关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形成的群众性科研组织,也是建设银行科研活动的重要形式。
第十一条 建设银行的科研工作实行计划管理制度。每年年初由总行投资研究所根据经济和条制改革的需要,结合建设银行的中心工作和总行要求,题出总行投资研究所当年的科研工作计划和全行系统科研工作的指到性意见。各省级分行投资研究所根据总行投资研究所的安排和指导性意见,结合分行和当地的要求,提出分行投资研究所当年的科研计划和分行系统科研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并报总行投资研究所备案。
为增强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连续性,明确一定时期科研工作的发展方向、目标和基本任务,各省及分行投资研究所还应加强科研的规划工作,并相应提出一个时期的科研规划或纲要。
第十二条 实行科研课题计划管理是科研管理的重要形式。建设银行的科研课题分别由总行投资研究所和各省级分行投资研究所与每年年初的科研计划一并提出,并作为科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课题计划的管理,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科研课题管理试行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实行科研工作报告制度。建设银行总行投资研究所按照总行的规定和要求,向总行报告投资研究所及全行的科研工作情况。各省级分行投资研究所按分行规定和要求,向分行全面报告工作,同时,于每年年末向总行投资研究所报告分行投资研究所及分行系统科研工作的情况。
第十四条 组织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会和学术活动以及各种学术信息和资料交流,也是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基本形式。讨论会和学术活动以专题化、小型化和讲求实效为原则。
第十五条 对全行性和地区性的重要科研课题, 可以由采取总行和分行投资研究所、分行与分行投资研究所联合的形式,组织共同研究。
第十六条 总行投资研究所通过不定期举办各方面科研管理工作座谈会和培训班等各种途径,宣传交流科研工作经验,促进全行科研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第十七条 为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多出成果,并充分发挥建生银行科研力量的整条优势和合力效应,实行“集体攻关和个人独立研究”相结合,既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又鼓励个人提出各种形式的科研成果。
第十八条 为发挥专业研究人员和实际业务人员的不同优势,实行“专业研究与群众性研究”相结合,使科研部门与业务部门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使现实对策研究与理论研究融为一体。建设银行各部门对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应给予稽极支持和鼓励。
第十九条 为促进投资领域各种学术思想和政策思路的融合和交流,实行“行内研究与行外研究”相结合,与社会科研机构密切联系和合作,既吸取社会科研的积极成果,又扩大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十条 为密切结合建设银行改革发展和投资领域现实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工作,实行“课题研究与其他形式研究”相结合,既作长远科研规划和安排,又紧密围绕现实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和探讨,提出对策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设立科研奖励基金,建立科研奖励制度,组织科研优秀成果和优秀期刊的评选和交流,表彰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和科研先进单位,推进建设银行科研工作水平的提高。

第四章 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基础建设
第二十二条 为使建设银行科研管理工作得以落实,使各级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必须逐步建立健全各项科研管理规章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立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责任制。建设银行专业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实行研究(包括编辑)与景济岗位并行的制度,根据人员从事专业的具体情况晋升相应技术职务,并实行聘任制。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是科研的骨干力量。科研人员有职有权有责,在受聘岗位上应充分发挥作用。
第二十四条 建立课题组组长负责制。课题是科研工作基本的组织形式,课题组组长是课题的组织者,对课题的研究工作负全责。
第二十五条 建理科研成果鉴定制度。建设银行总行投资研究所和各省级分行投资研究所设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威机构。负责对全行性及各省级分行系统科研成果的鉴定和验收,对科研工作的工作实绩进行考核。学术委员会由所内3名以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报请本级行领导批准设立。
第二十六条 建立健全编辑出版管理责任制。编辑出版工作是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重要方面,要通过建立各种责任制,使各项工作规范化,提高编辑出版质量。
第二十七条 建立科研重点刻系字制度。为使建设银行专业科研工作更好地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并制度化,建设银行总行和各绅级分行的科研机构都应选择一个或多个基层行,作为科研重点联系行。
第二十八条 繁荣和活跃建设银行科研工作的关键是要造就一批优秀的专业和兼职的科研工作者,形成建设银行科研工作队伍,带动和推进整个建设银行的科研工作。各级行应注重科岩人员的培训,注意选拔懂业务并具备相应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平的同志到科研岗位,逐步充实和加强建设银行的科研队伍,并保持科研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创造条件,使各级各类科研人员有一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学习、进修和再提高,使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充实。
第二十九条 资料信息工作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建设银行各级科研机构应切实加强资料信息工作,建立健全资料信息搜集、整理和交流制度,为科研工作提供高质量的资料信息服务。
第三十条 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科研工作手段的现代化。课题研究、编辑出理、资料信息管理及建设银行科研管理等工作,应加快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的运用,以提高建设银行科研及管理工组的效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批准后实行,由总行投资研究所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三十二条 各分行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戏则和单项科研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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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摘要)

中共中央办共厅 国务院办共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摘要)
中共中央办共厅、国务院办共厅

多次作过规定。但是,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违反规定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腐蚀性很大,不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财经纪律,而且诱发行贿受贿、搞权钱交易、不给好处不办事等腐败行为,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的健康发展。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离休、退休干部和受党政机关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的人员),特别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包括礼仪庆典、新闻发布会和经济活动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凡违反规定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者,要坚决追究,
根据数额多少和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索要或暗示对方赠送礼金和有价证券的,要从重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惩处。
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不得以业务会、招待会、定货展销会、新闻发布会等各种会议和礼仪、庆典、纪念、商务等各种活动及其他的形式或名义,向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礼金和有价证券。凡违反规定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三、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涉外活动中,由于难以谢绝而接受的礼金和有价证券,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交出并上缴国库。凡不按期交出的,以贪污论处。
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对上述规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严以律己,带头贯彻执行,并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加强教育管理,对执行本通知的情况加强监督检查,绝不允许敷衍塞责。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把好礼金和有
价证券的开支关。各级审计机关要把赠送礼金和有价证券问题作为审计监督的一项经常性内容,严格执行财经纪律。银行要加强现金管理,严防套取现金;各储蓄机构一律不准接受国内任何单位和个人用公款办理礼仪储蓄的业务。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要认真受理群众举
报,严肃查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案件,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以儆效尤。
五、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过去制定的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1993年4月27日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摘要:有史以来,人类与风险的对抗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靠的信用制度正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运转的保障。建立在各自伦理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中均运行良好,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从中国传统伦理的角度对当前信用危机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现实性和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伦理的传统性之间的脱节与摩擦。针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信用危机的关键在于从市场主体、经济中介和政府等三个方面重构信用安全体制,弥和传统与现实的差距。
关键词: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中人;信用缺失;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正宗”的舶来品,在我国的传统中是找不到其存在的痕迹的。黄宗智先生认为,这对概念被引进于中国时,已经预先根据西方的经验假定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我国所不曾有过的。但是当前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却正是西方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法治目标,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次痛苦的“裂变”,以形成法治成长的现实基础。⑴这个裂变的过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社会的转型。
我国传统上形成的国家、社会紧密结合的一元制结构,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⑵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中国特殊的“礼”,而非“法”。这样一种礼是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社会传统,⑶她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其巨大的影响早已沉淀于人的意识之中。川岛武宜曾经说过,“如果在近代的经济及其法所存在的社会里,有与其历史性格不相同的伦理存在,那么,这种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讲就只能是障碍。”⑷这段话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但其中的道理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思考仍是有益的。
当前中国社会里,信用缺失成为一个上下瞩目的严重问题。⑸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还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问题?即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信用缺失是否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我想不是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三纲五常之一便是“信”,“言必行,行必果”是社会对人信用的常态要求,信用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社会的信用之所以得以保障,实际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在起作用,一个是以礼为核心、以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伦理性的熟人社会;另一个是传统的中人或保人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家族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伦理性的组织,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直接承载者和监督者。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受到其所属地方社会的严厉舆论谴责,这种谴责对其所属家族声誉的负面影响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重视伦常的熟人社会,这种负面影响将极有可能激起家人、族人的愤怒,从而从家族的角度对此人进行惩戒。这种惩戒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还是物质上,对个人而言都是严厉的。而作为从小就受到各方面有关三纲五常教育的个人,非常明白违背上述要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个人对信用要求的遵守既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接受,也可能是对两种利益权衡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种不利益的存在,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此外,作为特殊的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⑹这种社会里没有群、己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遍的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的范围则可大可小。人们注重个人“关系”(具体的)、讲究“人情”。⑺这种对“关系”与“人情”的深厚依赖,导致中人制度的盛行。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中人,其共同特点是为交易双方所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所信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人本是交易双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这个社会的有机文化逻辑的显现。”⑻这种制度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同陌生人的经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
“面子”、“人情关系”及特殊的中人制度的结合,使得传统的信用体系在陌生人的眼中具有了可信度和安全感。我们的这种信任,并非出自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因为对熟人社会中那套行为规则的熟悉,对作为中介人的中人的熟悉和信任。因为,通常“成功的交易一半靠中人的说辞和技巧,一半则基于其‘面子’。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过来,中人的‘面子’对于订约双方都具有某种约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⑼所以在我们传统社会中,中人和双方都是熟人,中人除了促使交易的达成外,还具有担保双方履行的作用。在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场合,中人将利用自身的一切手段促使矛盾的解决,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从而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⑽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本身无法产生商品经济中平等人格主体这样一种伦理结果。
与此不同,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⑾这种伦理与这种经济及在此经济上衍生出来的解决矛盾、平衡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互相融合,紧密相联的。所以,西方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普适的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机制,在其自身基础上运转时就有其自恰性。因此,当中国经历各种近代革命,经济进入市场化,人口开始频繁流动,社会变迁加速时,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多年形成的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对社会秩序维持的效力便大打折扣,由此出现传统的三纲五常被废弃,家族功能急剧萎缩,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交易中的特殊中人制度也逐渐衰退。当这些传统信用制度良好运转的保障机制解体后,我们的社会交往出现问题了。因为传统的“差序格局 ”形成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跟随着上述机制的解体而马上发生有利于新经济伦理建立的改变。再加上“差序格局 ”中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的存在,结果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⑿这种利己主义的普遍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赖帐现象的扩散,⒀司法中的执行难等。缺失了制度保障的转型社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信用缺失的不断加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这里需要冷静的考虑,而不是感情。而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⒁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乡土社会的格局下,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匆匆前进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渗透到国民的每一个部分。根据市场经济建立的法制同社会强大的习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说,现在的转型期是一个两种伦理转换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转换中激烈的摩擦,导致社会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胀,经济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这就好比现实中的人突然进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旧有的约束在瞬间消失,而虚拟空间的约束机制又尚未建立,则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当前中国这种信用缺失的势头必须被有效遏制,否则长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但是,如何来遏制呢?我们发现,虽然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毕竟两种伦理中都包含有对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两种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沟通与转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两种伦理中的共性,实现传统的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基础,必须在先进行。没有这种转变,新的秩序将很难正常运转,各种其他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维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护。而西方的伦理中的信用却更倾向于一种普适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种金融机构。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市场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假如西方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则不但海上冒险和远程贸易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⒃为了对抗市场经济中所潜在的信用风险,西方对生人的信用度时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预防及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各种形式的表现形式,如订约前对对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订约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的预测及防范,订约后对对方履约行为及能力的密切关注,产生问题后积极的应对等等,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些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要求在法律技术上的客观反映。各类客观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也是在这种警惕心的要求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配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⒃通过在动态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处不同时空的陌生人可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经济交往。
反观我国则极为不同。由于中人的特殊作用,双方对对方的不信任感没有西方体现的那么强烈。交易是在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互相的吹捧和在情感推动下过多的非理性行为代替了警觉与冷静的理智,因此事前的预防和安全措施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无法得到发展。更何况只要中人还在,许多问题就很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在心态上有一种懒散性和依赖性。这样一种心态在历经几千年的沿袭后,已经在意识中内化成了一种定势。而这种定势在中人制度衰退的今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体在经济交往中各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从而表现出合同条款的粗糙化以及问题产生后的惊慌失措,结果往往是感性的将责任归罪于一方的不道德、不诚信,产生进一步的信任危机。
针对上述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将市场主体对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转到金融机构上,充分利用金融机构这一市场经济中的“中人”,通过这种移转来确保主体对市场的信任并回避一定的风险,提高整个市场的信任度,从而推动主体积极的市场行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同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同,其本身的信用就存在问题。这些金融机构不是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拼搏做大的,而是过去行政行为的产物。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思维和方式过于行政化、主观化,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不能很好地为整个市场的信用提升服务,因此对金融机构的重整势在必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与退缩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运作与思维方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确保其行为上的客观性、自主性与营利性。在其信用度足以承载其他广大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时,上述的信任转移才是可行的,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
第二是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学会如何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生存,即要学会主动地去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制定各种安全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以“性本恶”为思考前提进行市场交往。不要自我麻痹,总是期待对方会有良好的信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困难也是漫长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现实面前,这一转变事关市场主体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努力做到。
第三是对于政府而言的,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职责。传统由家族和舆论承担的部分责任,在转型时期失效后,政府应及时补位,以防止经济“承重墙”的倒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完备的全国统一的信用缺失备案制度及特定情形下强行“封市”的制度。即由政府管理部门对在管理活动中发现的、处理的,商业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获取的以及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法院等在解决纠纷中发现的、处理的各类不守信用或信用低下的市场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进行及时备案,并跟踪监督,同时将相关信息充分有效地披露,则既可以督促被监督主体遵守信用,又可以对其他主体提供预警信息,从而有利于整个市场信任度的有效提升。对于信用缺失或低下到一定程度的市场主体,政府应及时彻底地进行强制“封市”,即冻结其帐户,吊销执照,清算退市等。由此清除市场隐患,净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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