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取缔书刊经济赔偿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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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取缔书刊经济赔偿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
新闻出版署
关于被取缔书刊经济赔偿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
1989年11月9日，新闻出版署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中规定，“被收缴出版物的经济损失，凡系正式出版单位出版、经正式渠道进货的，由出版单位负担；经非正式渠道进货的，由批发者、销售者负担。出版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负责督促出版单位缴纳赔款”。为了实施上述规定，现就有关具体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被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取缔的书刊，其中属正式出版单位出版，同时又是经过国家批准的正式发行单位进货的，其经济损失由出版单位负担。出版单位自己通知停售的书刊，其经济损失亦由出版单位负担。出版单位应按原批发价向经营者退还货款。
二、经营者办理索赔一律通过原供货渠道逐级进行。其中新华书店系统经发货店发货的，由有关发货店集中版权页，统一向有关出版单位办理索赔，并通过省级书店承转结算（直接结算者除外），退还货款。新华书店系统以外的发行单位（含其他国营、集体、个体的书店、书摊），凭当地书刊收缴单位的收缴证明，原始进货凭据和版权页，向直接办理批发的单位办理索赔。
三、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发出取缔书刊的通知和出版单位发出停售书刊的通知，应按此件第一条写明经济赔偿的承担者。在上述通知发出后的3个月内，经营者应按照规定向有关单位书面提出索赔要求；逾期不再受理，损失由经营者承担。出版单位应在经营者书面提出索赔要求的3个月内向经营者退还货款，否则视为拖延、拒付。
四、被取缔书刊在按照规定作出定性处理后就地化浆的纸浆收入，上交负责收缴书刊的单位。
五、出版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负责督促出版单位退赔货款。对拖延、拒付赔款的出版单位，经营者可以向出版单位所在地的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申诉，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应责令出版单位限期赔偿，如不执行，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予以行政处分，直至停业整顿。经营者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对出版单位提出诉讼，由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六、以往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者，均以本规定为准。
七、本规定从下达之日起开始执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附件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澳门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实施。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根据宪法这一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以规定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将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为了进一步明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地位，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究，建议这次大会在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作出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并起草了决定（草案），明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我国宪法、按照澳门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
主席团常务主席审议同意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草案）提请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会审议。
浅析一起案件中“遗嘱”的性质及其效力
林 海
【案情】
陈通国与陈通华、陈通友、陈通学、陈永、陈通碧、陈通菊、陈素贞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其父陈志仪继承有工农街121号111.4平方米祖房一套。1985陈通国夫妇与父母分家单独生活时，购买了陈志仪、陈庆锋、陈中羲、陈国荣四兄妹的共有房屋工农街175号房屋，总价款为3600元；当时仅支付2700元购房款给陈庆锋、陈中羲、陈国荣三人，应付其父陈志仪的购房款900元一直未付。1993年元月15日，陈志仪、梁利冰夫妇召集子女召开家庭会议，由五子陈永执笔共同制订了一份《关于现行家庭管理、赡养老人及房产的暂行分置章程》。其上除梁利冰之名系陈志仪代签，陈通碧系其父代签（因其在外地工作，陈志仪征求陈通碧对此无意见后代其签名），陈通国庭审中对签名表示记不清外，其他人均签名认可。章程制订完后，陈通菊、陈素贞将自己的名字划去，表示放弃权利，也放弃义务。该章程中特别约定工农街121号祖房，今后属陈通碧、陈通友、陈通菊、陈素珍、陈通华、陈通学、陈永继承；陈通国现所住的工农街175号房屋已享受了父母一股帐（即900元的份额），对此就不再享有121号住房。同年2月7日，陈志仪夫妇召开家庭会议，八个子女均到场，其间由梁利洪（陈志仪之妻弟）执笔陈志仪夫妇立下《遗嘱》一份，内容为陈志仪、梁利冰夫妻将祖业121号房屋分给陈通友、陈通华、陈通学、陈通永；女陈通菊、陈通碧、陈素贞，三女自愿不分房屋；陈通国享受工农街175号房屋；弟兄姐妹一致同意签字以纸为据。其上落款处无梁利冰签名，当时八个子女均在遗嘱上亲笔签字予以认可。2001年、2003年梁利冰和陈志仪相继去世。此前，陈通国、陈通友、陈通华、陈通学、陈通永均按照前述《章程》的约定履行着赡养父母的义务，陈通菊、陈通碧、陈素贞也不定时的给付了父母一定的生活费。其间，八兄弟姊妹从未对《章程》和《遗嘱》提出异议，也未对家庭房屋权属发生过争执。2004年4月陈通国起诉要求分割工农街121号的房屋产权。
【评析】
对本案处理产生争议的焦点是：案件中所涉“遗嘱”是否属于《继承法》意义上的“遗嘱”，其性质和效力如何确定。
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遗嘱是自然人生前对其个人合法财产作出处分，而在其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设立遗嘱可以采取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形式。我国继承法中对代书遗嘱做了严格的规定，即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章程”本身就是继承人代书，“遗嘱”虽是他人（兼见证人）代书，但其与部分继承人有利害关系，而且作为遗嘱人之一的梁利冰一直没有签名（或自己签名）。因此，本案中的代书人或遗嘱见证人均不符合法定要件，故无论“章程”还是“遗嘱”均不产生遗嘱效力，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陈通国、陈通华、陈通友、陈通学、陈永、陈通碧、陈通菊、陈素贞各自分别享有工农街121号的房屋产权的1/8份额。
第二种意见认为，遗嘱最主要的特征是遗嘱人的单方法律行为，自然人设立遗嘱不需要征得继承人或遗赠受领人的同意，只要本人通过一定的符合法定要件的形式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法律效力。立法对遗嘱的法定形式以及遗嘱见证人的资格作出严格规定，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遗嘱内容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防止受胁迫、欺骗所立及伪造遗嘱，防止非法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本案中所涉《遗嘱》，是以《章程》为基础而形成的，虽名为“遗嘱”，但实为所有家庭成员间在一致合意基础上对父母合法财产有条件有期限予以处分（受让）的一种相互约定，其条件直接体现在章程中陈志仪夫妇与每个子女共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故本案中的“遗嘱”应当视为是一种有条件和期限交付财产的协议，与继承法上的遗嘱在性质和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区别。由于本案中“遗嘱”各约定主体无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内容真实、合法、明确，体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和约定，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审判权就不应简单套用继承法上的代书遗嘱的规定，以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件轻易否认本案章程或遗嘱中对父母财产归属的约定。作为所有约定主体都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严格依照共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一同维护团结、和睦、幸福、稳定的大家庭关系。因此，对陈通国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案“遗嘱”是陈志仪夫妇处分自己个人财产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所有家庭主要成员（父母与子女）在一致合意基础上对个人财产归属附条件期限的约定，所采取的形式既不同于一般继承法意义上的单方遗嘱形式，也不同于分家析产协议。采取此形式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稳定同父异母的大家庭关系，避免和减少老人死后各子女家庭间为争夺财产产生矛盾和纠纷。尽管“遗嘱”中部分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不够准确，带来了丝丝遗憾，但毕竟形式还未足以影响到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事实上，一审按照第一种意见进行处理后，陈通华、陈通友、陈通学、陈永表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在再审审理过程中，所有当事人均表示了对一审结果不满，再审按照第二种意见作出驳回陈通国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则均高兴地表示服判。
由此想到，公民处分自己合法个人财产尽管是其个人的一种权利和自由，一般而言，国家公权对此不予干涉；但如何更好地处分财产，特别是广大老年人采取何种方式对自己生前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达到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受法律保护，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家庭团结和睦的效果，笔者个人认为，本案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