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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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坚定不移推进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保监发〔2012〕83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

　　2010年保监会《关于改革完善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的意见》（保监发〔2010〕84号）颁布以来，监管政策正确引导，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全行业改革态度更坚决，思想更统一，方向更明确，措施更得力，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保险机构和行业组织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稳妥渐进地推进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现就改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保险营销制度在保险业发展初期，对推动保险业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进步、行业发展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现行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关系不顺、管理粗放、队伍不稳、素质不高等问题日益突出，不适应保险行业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不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代要求，不适应消费者多样化的保险需求。深入推进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对于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提升保险行业社会形象，实现保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按照体制更顺、管控更严、队伍更稳、素质更高的总体要求，坚持监管引导、市场选择、行业推动、公司负责的原则，进一步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强有力的举措。鼓励创新，用健康增量逐步稀释问题存量。强化保险公司管控责任，理顺保险营销体制机制。提升营销队伍整体素质，推进保险营销队伍职业化。积极探索，试点先行，由点及面，逐步推广。

　　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改变保险营销管理粗放、队伍不稳、素质不高的现状，保险营销队伍素质稳步提升，保险营销职业形象明显改善。用5年左右时间，新模式、新渠道的市场比重有较大幅度提升。用更长一段时间，构建一个法律关系清晰、管理责任明确、权利义务对等、效率与公平兼顾、收入与业绩挂钩，基本保障健全、合法规范、渠道多元、充满活力的保险销售新体系，造就一支品行良好、素质较高、可持续发展的职业化保险销售队伍。

　　三、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一）鼓励探索保险营销新模式、新渠道。鼓励保险公司设立保险中介公司，逐步实现保险销售专业化、职业化。鼓励保险公司深化与保险中介公司的合作，建立起稳定的代理关系和销售服务外包模式。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设立保险中介公司，支持保险中介公司开展寿险营销业务。鼓励保险公司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和方式，建立新型的保险销售体系。

　　（二）强化保险公司对营销员的管控责任。完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制度，通过加大对保险公司的问责和处罚力度，督促保险公司加强营销员培训和管理，有效防范营销员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保险公司招聘责任，禁止营销员或营销团队自行招募营销员。

　　（三）提升保险营销队伍素质。加强营销员资格考试组织管理，根据市场情况，因地制宜，逐步提高保险营销人员准入要求。研究制订保险营销队伍素质评价体系，实施保险营销人员素质持续改善计划。引导行业有关机构、社会组织，与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合作，建立保险营销职业教育体系。

　　（四）改善保险营销员的待遇和保障。保险公司应当逐步理顺与营销员的法律关系，切实保障营销员的合法权益。引导保险公司采取多种灵活形式，为营销员提供劳动者基本的法律身份、薪酬待遇和社会保障。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与保险营销业务直接相关的考试、培训、保险单证等费用，不得以任何名目向营销员转嫁公司正常业务活动所必需的经营成本。

　　（五）建立规范的保险营销激励制度。保险公司应当结合保险营销职业特点，建立以业务质量和服务质量为导向的考核制度，改变以扩张人员数量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逐步减少营销队伍层级，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一线营销人员和绩优营销人员的投入支持力度。

　　（六）持续深入开展总结和研究工作。统筹组织社会各方力量，深入研究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总结借鉴国内外转型经验，探索建立评估改革变化和效果的指标体系，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方向和路径。

　　四、切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各保险公司要对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高度重视，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改革方案，完善配套措施。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学会等有关单位要加强协作和研究，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鼓励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按照本通知的原则要求，选择某些区域或某些机构，先行先试，由点及面，认真总结，逐步推广。各级保险监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对市场主体改革现行保险营销体制机制的创新试点，应在政策上予以鼓励、支持和指导。

　　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强化责任。要充分估计改革困难和阻力，尊重历史，直面问题，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坚定不移地将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中国保监会

　　　　　　　　　　　　　　　　　　　　　　　 2012年9月14日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便是专章创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该程序机制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而更直接的立法渊源则为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予于批准）关于追缴犯罪财产的规定。中国理论界及实务界普遍认为，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设立对于更严厉地打击时下日益猖獗的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保护国家财产免于流失、解决刑事立法空白并与国际接轨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观察者的立场，立法者的初衷自是毋庸置疑。但从现行的规范看，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然存在程序定性不明、“刑”“民”杂糅混乱等问题，由此势必引发对该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设定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等重要程序机制的混乱。倘若未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则新出现的问题将可能抵消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首先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不明。立法者将其纳入“特别程序”，其特别之处显然与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及刑事和解程序大不相同。后两者虽也适用特殊的程序规则，但总体定位依然是刑事程序，适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包括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责任分配、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以及平等对抗的辩护权保障等。但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更主要是刑事“既决”事由的财产执行程序，其实施规则不可与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同日而语，而更接近于民事领域的财产执行规则。是以，应严格区分作为刑事“既决”事由的证明与作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前者的特殊性仅在于被告缺位，无法保障其作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证明标准依然是“客观真实”，证明责任依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但后者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明”，而举证主体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其次，倘若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界定为类似于民事领域的“财产执行”机制，则刑事“既决”事由之于民事事由的既判力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救济程序便成为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难题。同一案件的刑事判决之于民事判决具有优先效力。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特殊性便在于刑事判决缺位，直接进入财产执行。因此，如果在没收财产过程中，被告又被抓获的，应如何处理？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仅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应当予以返还、赔偿。”但何谓“确有错误”，应当如何认定？以及在“确有错误”的情况下，通过何种程序加以救济？新刑事诉讼法则未作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最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救济途径单一，第三人非涉案财产的保障力度不足。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于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抗诉”。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对拟裁定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则合议庭是否需对该民事权利进行确认？如果确认，合议庭应该采取怎样的审查标准？如果不能确认，利害关系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提起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否需要中止审理？如果未中止审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新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判决结果上有冲突的，该如何协调？更为严重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应当予以返还、赔偿”，未规定因没收程序存有错误而导致第三人财产遭受损失的处理结果。如此，第三人非涉案财产的保障力度显然不足。

　　当然，立法的完善是个渐进的过程。谚云，法律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法律制度的演进势必历经司法的反复锤炼方能达致较理想的结果。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完美的程序设计仅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乌托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


　（作者单位：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