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绵阳市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灾后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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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绵阳市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灾后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绵阳市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灾后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绵府办发[2009]13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市级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绵阳市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灾后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绵阳市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灾后重建
项目工程造价审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审计监督，规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审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审计署关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安排意见》、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绵阳市国家投资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绵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审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审计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工作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政府统一招标采购范围，由政府委托审计机关和招投标监督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审计局、监察局、发改委、财政局、建设局、中介局、招投标监督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组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招标比选工作，确定参与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入选资格库。
第四条 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的具体招标或比选程序、操作规程等由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国家招投标法等有关规定拟定。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中介机构是依法设立的工程造价机构，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审计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具备建设部、省建设厅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资质等级为乙级以上(含乙级)；
(二)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上，年度业务收入不低于审计机关在招标文件或其他相关文件中设定的标准；
(三)社会信誉好，执业3年以上，构建了内部严格有效的项目质量控制体系，近三年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执业行为；
(四)承办的审计业务能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并自愿接受审计机关的全程监督指导。
第六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通过招标或比选在全省范围确定15家社会中介机构进入入选资格库，有效期两年。
第七条 参与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应当与审计机关签订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委托合同，合同应明确双方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其他相关约定。
第八条 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所需经费，根据审计工作量和工作难易程度，按照《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80％或以下计取，原则上不高于当时的市场价，并根据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在建设项目中列支，进入项目建设成本，财政予以监督。
第九条 对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实行动态考核和竞争淘汰机制。凡有本办法第十九条所列行为的，审计机关应向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予以清退，并对缺额予以补足。对考核合格的单位，再次确定入选资格时可以优先考虑。
第十条对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项目的分派，按以下顺序进行：一是审计机关按审计项目的专业特点指定中介机构；二是按考核排名先后顺序安排；三是抽签方式确定。凡是参与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应同被审计项目建设单位依法签订项目工程造价审计合同，合同文本参照使用国家工商局制定的统一范本。
第十一条 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将受托项目的审计工作方案书面报送审计机关备案，如有必要，会同审计机关编制审计工作方案。
第十二条 审计机关应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关键环节的过程监督。参与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得与建设、施工单位私下接触；中介机构承办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必须从审计机关获取审计资料，在项目审计过程中，若确需项目建设单位增补其他资料的，中介机构应当向审计机关书面申请；现场收方必须有审计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并形成书面收方记录；重要审计事项书面报告，由审计机关主持召开协调会研究处理。
第十三条 社会中介机构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初步结果须经审计机关复核，方可交建设、施工单位签章确认，按规定程序出具审计报告。中介机构就报告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进行书面承诺，向审计机关负责。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对社会中介机构提交的审计报告，由项目审计组长、投资科、法制科、分管局领导、主要领导进行五级复核确定后，向项目建设单位出具审计报告。
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对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结果复核发现误差范围超过3％的或重大违规问题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将不予支付审计费用，并重新安排其他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计。
第十六条 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审计工作必须安排本所注册的造价师完成，不得将受托审计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中途更改所作的书面承诺。否则，一经调查核实后将立即中止合同，已发生的费用由中介机构自行承担。
第十七条 参与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得参与自己编制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概(预)算、标底、结算的审计工作；参与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的人员与审计项目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实行回避制度。
第十八条 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及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审计工作，应遵守国家审计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相关审计工作纪律和审计职业道德，保持必要的执业谨慎。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审计项目或者事项，中介机构或相关专业人员，应当签订保密协议，遵守保密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第十九条 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取消其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审计资格。
(一)在一个年度内审计机关对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结果复核发现误差范围超过3％达到二次的；
(二)将受托审计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
(三)在一个年度内有三个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工作的，经审计机关确认的特殊事项除外；
(四)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审计机关项目审计安排的。
第二十条 社会中介机构因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滥用职权造成审计结果严重失实以及发生其他重大过失、违约等情况的，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第二十一条 参加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提请行业管理部门依法依纪作出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隐瞒审计发现的问题，重大违纪违规问题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
(二)利用审计工作进行索贿、受贿，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四)审计过程严重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的。
第二十二条 各县市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绵阳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若干问题说明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安监管管一字〔2004〕100号
关于《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若干问题说明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做好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现针对《实施办法》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非煤矿矿山企业中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以及含有金属与非金属矿山或者设有尾矿库的其他非矿山企业的界定
(一)《实施办法》中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企业，是指金属与非金属矿的独立矿山企业，以及企业的主工艺流程为金属与非金属矿的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的联合生产企业。
(二)含有金属与非金属矿山或者设有尾矿库的其他非矿山企业，是指前款规定以外的，但含有金属与非金属矿山或者设有尾矿库的其他企业。
二、关于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集团公司、总公司、上市公司)的界定
《实施办法》中所称“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集团公司、总公司、上市公司)”，是指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的总部，即存续母公司、集团公司、总公司，以及总部一级的上市公司，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中国铝业股份公司等。不包括二级上市公司，如中石油集团辽河油田股份公司等。
三、关于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对象
(一)对陆上石油天然气企业，一般按三个层次分别发证：一是陆上石油天然气企业的集团公司及其上市公司；二是上述集团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公司、子公司、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分公司和专业技术工程服务公司(含下一级上市公司)；三是上述地区分公司、子公司的下一级生产单位，包括提供物探、测井、录井、钻井、井下作业、油建、储运等专业技术工程服务的单位，但不含跨省区的管道运输分公司的下一级生产单位。
(二)对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按三个层次分别发证：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二是上述企业有关海洋石油开采的地区分公司、子公司和专业技术工程服务公司；三是海洋石油天然气的生产设施。
(三)对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企业，一般按三个层次分别发证：一是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企业的集团公司、总公司、上市公司；二是对独立生产系统负责的最下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三是每个独立生产系统。例如，宝钢集团公司的矿山生产系统，以及对该生产系统负责的最下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梅山矿业公司，由矿业公司所在地的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证；而宝钢集团公司总部，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发证。再如，中国铝业公司的贵州、山西分公司所属矿山生产系统，分别由生产系统所在地的贵州、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证；而对生产系统负责的最下一级(也是最上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国铝业公司总部，由国家局负责发证。
此外，对最下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当其只有一个独立生产系统时，经对企业及其生产系统审查合格后，只需对该企业颁发一个许可证。若此类企业还有上级企业，仍须对其最上一级企业发证。(四)对地质勘探企业、采掘施工企业，由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局）负责向最下一级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发证。其中对地质勘探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及其生产系统经审查合格后再发证。(五)对非矿山企业的独立生产系统(尾矿库)，由该生产系统(尾矿库)所在地的省局负责向独立生产系统(尾矿库)发证。
四、关于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
(一)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的集团公司、总公司、总部一级的上市公司，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及其生产设施，以及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分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由国家局负责，其余非煤矿矿山企业及其所属独立生产系统、非矿山企业的矿山生产系统（含尾矿库）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由企业所在地的省局负责。
(二)对于由省局负责颁发管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省局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发证。对地方非煤矿矿山企业，省局可以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对其实施行政许可。
(三)关于《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中“征得非煤矿矿山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的同意”的规定，对已受理的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的申请，只需征求到企业所在地的市(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四)关于《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不含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由市(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五)关于《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情况，由颁证机关每6个月向社会公布发证情况的同时，通报给市(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五、其他
(一)对于在安全评估工作中被确定为A、B类，以及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颁布前已按照当地的要求取得有关安全许可证照的非煤矿矿山企业，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和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并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的生产单位和生产设施，以及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生产系统和独立尾矿库，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时需要提供安全评价报告；其余非煤矿矿山企业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时不需要提供安全评价报告。
(三)对于地热和矿泉水开采等危险性较低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问题，由省局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
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试论我国实施WTO协议的几个主要问题
李幸祥
【内容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应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借鉴欧共体的做法，我国应在通常情况下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有所例外，对DSB裁决则应拒绝其直接效力。
【关键词】WTO协议 融入方式 法律位阶 直接效力 DSB裁决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后，实施WTO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它也应成为引起我国国际法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过程中，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其法律位阶以及WTO协议与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一、 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严格地说，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由于WTO协议是国际条约，WTO法的解释完全根据国际公法上被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或惯例，因此，处理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原则上适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则。1因此，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
国际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主要有转化（transformation）和并入（adoption）两种方式。无论是转化还是并入，都是从立法层面来讲的，即一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何种方式使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层面取得约束力。一项国际条约在经过缔结、加入、批准等程序之后，首先取得在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只有经过转化或者并入，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之后，它才具有了在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对一项国际条约来说，无论是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还是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都必不可少。因此，WTO协议经我国加入、批准，对我国来说，它已取得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它以何种方式取得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是转化还是并入，抑或其他方式？这一问题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回答WTO协议采取何种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前，需先考察一下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因此，学者们是从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为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寻找佐证的。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的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等已表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通常采取的是并入的方式。2对于WTO协议来说，在其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上，没有必要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相左，即我国应将WTO协议并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首先，WTO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将其一一转化为国内法，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没有一个WTO成员方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其次，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已经根据WTO协议的有关规定，对国内法律作了不少修改与完善，3再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实属不必。最后，并入只是在立法层面对WTO协议国内效力的承认，即WTO协议通过并入的方式取得我国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
在确立了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要注意区分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区别。并入只是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若法院要直接适用WTO协议，则WTO协议还必须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由于WTO协议一般地不为个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因此其通常不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况且，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一国的主权事项，只要我国不赋予其直接效力，法院便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诚然，如果WTO协议不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则法院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但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能反过来推断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是因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而是因为其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不能因为WTO协议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导致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而推断出WTO协议不能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那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对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做出这种严格区别是必要的。因为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国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定行政措施时，要自觉地遵守WTO协议，如同其遵守国内宪法、法律一样。
此外，还必须区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条约的融入方式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以何种方式（转化或并入）将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条约项下的义务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根据该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学者认为，我国不负有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的义务，理由是无论是依据国际条约法的一般规则，还是依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作为WTO成员方，我国的义务仅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据此，其认为我国不应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4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因为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律体系并非条约项下的义务，它只是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否定并入这种融入方式。
二、 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讨论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是以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为前提的。如果WTO协议并未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即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所谓位阶问题的。因为只有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中，讨论位阶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采取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WTO协议的位阶问题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中的重大疏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WTO协议的位阶问题的探讨。通常对条约的位阶问题是通过对条约的缔结、批准程序与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相类比而得出结论的。一般认为，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而国务院缔结的、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同等。5从我国加入、批准WTO协议的程序来看，WTO协议应当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范畴；从我国加入WTO的长远影响来看，WTO协议在现实意义上也当之无愧地应享有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由于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因此，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
在确定了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后，必然会面临如下问题：当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律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明确的是所谓“抵触”只能发生在同等级的法律之间。6也就是说，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与在位阶上与法律同等的WTO协议不相一致时，由于前者的位阶低于后者，这里的“不相一致”并不属于此处所讲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何者具有优先效力的问题。只是由于行政法规等的位阶低于WTO协议，当两者不相一致时，前者才必须被修改或废除。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所承担的WTO协议项下的义务。明确这一点后，回答居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与WTO协议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才有意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8由此可以认为，在WTO协议与同其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相抵触时，WTO协议具有优先效力。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实践表明，被WTO各成员无保留地承认，即通过签署“一揽子协议”和加入WTO予以明示承认的WTO协议，具有优先于成员域内法的效力。9
三、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是指个人是否可以在国内法院中援引WTO协议主张其权利。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于一国的主权事项。通过对欧共体就这一问题的做法的研究，或许对我国会有所启示。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要保证既不违反WTO协议项下的义务，又能很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
从总体上看，欧共体是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的。这从欧共体法院在涉及GATT/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有关判例中不难发现。例如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共体法院经过对GATT1947的精神、结构和措词的考察，及对保障措施、协商程序、争端解决程序三个条款的集中讨论，以GATT1947存在“结构性弱点”为由，否认GATT1947在欧共体的直接效力。10WTO协议与GATT1947相比，有了很大的完善，尤其是建立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尽管与GATT1947相比，WTO协议有了很大变化，但WTO仍以谈判功能为特征。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2条规定，当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时，当事方可以选择达成补偿协议。因此，不能以欧共体内部法律与WTO协议不符为由主张前者无效。否则，将剥夺WTO成员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依据DSU第22条的规定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分歧的权利。同时，欧共体的一些重要贸易伙伴也否定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欧共体基于“互惠”原则应采取同样立场。11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欧共体法院承认GATT/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例如在1989年Fediol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明确提及（refers expressly）GATT的具体条款，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在1991年Nakajima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旨在实施（intended to implement）GATT框架内的特定义务，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这两个例外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都得到了确认。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Nakajima案中形成的原则会使欧共体法院根据欧共体在WTO法下所承担的义务来审查欧共体法的合法性变得非常困难。13
欧共体法院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几乎均是涉及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履行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从而损害欧共体某一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的情况。在例外的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中，则是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行使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从而损害欧共体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14欧共体在对待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上的做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15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欧共体法院的这种立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如果一概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则不利于保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但如果一概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又会不利于欧共体本身的利益。如何在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欧共体没有履行GATT/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若要求欧共体履行其义务（比如撤销某项法令），一方面会对整个欧共体法律体系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欧共体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现实的做法是拒绝该种情况下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在欧共体没有行使GATT/WTO协议项下权利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既能维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又能促使欧共体本身积极行使其权利，维护欧共体的整体利益。因此，在该种情况下，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同欧共体的做法相类似，我国应一般地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与欧共体不同的是，我国不应将例外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情况规定为：法律、法规明确提及WTO协议具体条款或者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因为是否明确提及WTO 协议具体条款对国内法律、法规来讲，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况且达到何种程度算明确提及并没有科学的标准，主观性太大。至于是否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则更难以界定，况且并非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的法律、法规更有可能违反WTO协议，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欠缺合理性。笔者认为，以我国政府未履行WTO协议中的义务或未行使WTO协议中的权利为分类标准，决定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可能比较合适。即若个人以国内某项法律、法规与WTO协议不符，我国未履行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为由诉至法院，则法院应拒绝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当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即如果我国政府未行使WTO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从而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如果该个人援引WTO协议，要求法院对政府的不作为进行司法审查，则法院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支持该个人的权利主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且由于政府的该项不作为，会使我国本来基于WTO协议应当享受到的利益未享受到或未能充分享受，从而造成我国整体利益的损害。承认WTO协议在该特殊情况下的直接效力，一则可使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二则可以避免政府殆于行使权利。因此，在特殊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实属必要。
四、 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即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裁决（包括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主张其权利，是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的必然延伸。我国在整体上不应当承认WTO协议在我国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直接效力。在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特殊情况下，个人通过援引WTO协议使其受损利益得到弥补，且通常是因为政府不履行WTO协议项下的权利所致，一般不会引起WTO成员方间的争端，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但在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DSB已作出裁决，裁定我国的某项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违反WTO协议。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的该项裁决，主张其权利呢？这就涉及到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虽然迄今为止，DSB还未作出以我国为当事方的裁决，个人援引DSB裁决在法院起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入WTO的时间还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当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从欧共体的实践来看，它一般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也即个人不能以DSB裁决为依据在法院主张其权利。如在Chemnitz一案中，欧洲初审法院回避了WTO上诉机构报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问题，同时又指出个人要援引WTO上诉机构报告，必须证明该报告对欧共体施加了无条件的、足够清楚和精确的义务。16又如在Atlanta一案当中，欧共体法院法律顾问Mischo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律意见中，指出欧共体个人不能援用WTO上诉机构报告来主张权利。他认为，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时，上诉机构的裁决并没有向其立法被发现违反WTO法的成员方施加任何立即修改其立法的义务。根据DSU第21条第3款，WTO成员有“合理期间”来执行上诉机构裁定并使其立法与WTO法相符。而且，DSU第22条给予了WTO成员在合理期间届满后仍维持适用其国内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争端当事方就合适的补偿已达成协议。因此，他认为个人不能依据上诉机构报告主张赔偿的权利。17
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直接效力的实践，对我国应该有所启示。DSB裁决作为适用WTO协议的产物，其是否有直接效力归根到底还在于WTO协议是否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看似与我国实施WTO协议不属同一主题，但本质上，它仍属于实施WTO协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Mischo在Atlanta一案中所指出的，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理，DSB裁决在我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决定于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由于WTO协议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通常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在例外的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的情况下（仅限于我国政府不行使WTO协议项下的权利，从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由于我国并未违反WTO协议，一般不会引起争端解决程序，反而不会产生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DSB裁决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不论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欧共体所强调的“互惠”的角度出发，欧共体都应给予DSB裁决以“直接效力”的地位。18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而非现实主义的观点。诚然，若WTO的成员方都赋予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直接效力，是有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但是，回到现实的层面，各国出于对其主权的维护，一般都不承认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被简单地扣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即使从履行WTO协议义务的角度出发，按照Mischo在其法律意见中的观点，基于DSU第21条第3款及第22条的规定，也不应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至于从所谓的“互惠”的角度出发，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WTO成员方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得出的结论应是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而非承认其直接效力。总之，否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对欧共体来讲是现实的、合理的，对我国来讲也是如此。
1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张乃根：《论WTO法与域内法的关系：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载朱晓青、黄列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6页。
2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9—13页；饶戈平：《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适用问题》，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188—191页。
3 这种立法活动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并非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当时WTO协议并非是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4 参见车丕照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01年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关于我国政府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义务的三个问题》。
5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7页。
6 张乃根：《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的研究》，《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第12页。
7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4页。
8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周洪钧等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5页。
9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
10 Case 21-24/72, 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 [1972] ECR,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443;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601-602.
11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7-450; Axel Desmedt, “ECJ Restricts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1, pp.191-192.
12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13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14 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二）》，《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4页。
15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Naboth van den Broek,“Legal Persuasi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Legitimacy: the European Court's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4(2001), No.2, pp.411-440.
16 Case T-254/97, Eruchthandelsgesellschaft mbH Chemnitz v. Com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