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事和解最宜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夏云虹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8 21:25:59 浏览: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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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事和解最宜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
夏云虹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运用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促进犯罪人与被害人（包括被害人家属）达成谅解、弥补被害人一方面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降低刑法成本、消弭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效用，因而引起了实务部门与刑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这项充满美好愿望的刑事改革活动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下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本人认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它具有以下优点：
（1）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后，侦察活动基本结束，案件的事实也已经基本清楚。同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经过侦察期间的“冷却”思考问题也更为理性。这就为开展刑事和解奠定了现实基础。
（2）审查起诉阶段，检查机关具有处理和解成功案件的法律阶段，即相对不起诉。基于免予起诉权利被取消的教训，检查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时一直非常谨慎，实践中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很少。放开相对不起诉的权力，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而相对不起诉正是当前法律框架下开展刑事和解的最佳手段。
（3）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诉讼分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而我国刑事起诉的案件分流动功能较差，绝大多数案件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后部将涌入审判机关的大门。法院不堪重负早已成为事实。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审查起诉阶段是实现诉讼分流的关键时期，将大量案件消化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复杂的案件，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
（4）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能够得到有效监督，确保刑事和解尽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和解成功的案件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而我国对相对不起诉已经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督制度，即被害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被不起诉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申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复核。在多方的监督制约之下，刑事和解可以充分做到扬长避短。
（5）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契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的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官是法官之前的“法官”，或者说是审前程序中的“法官”。刑事诉讼明确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案件的判断，审查起诉工作具有鲜明的司法特性。检察机关的这种司法特性非常有利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大力推广适用刑事和解。
推进刑事和解应同时顾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当前刑事和解的推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犯罪作为一种最极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仅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也实际损害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被害人个体。如果在传统的刑罚手段之外，积极引导犯罪人向被害人一方积极侮罪，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对于弥合被害人的创伤，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固社会的根基，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避免“就案论案”、“机械执法”，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这显然是传统的刑罚手段所无法实现的目的。司法机关积极推行之，乃是从细微之处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旨。
其次，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局。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对刑事和解具体适用那于一个刑事诉讼环节尚存在争议，但是从解决矛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良善愿望出发，在捕、诉、审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并无不妥，因为刑事和解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具体的诉讼环节，只要方法措施得当，依法运用不捕、不诉、免予刑事处罚或从经、减轻处罚等刑事手段，在整体上是有益于刑事诉讼的公平与正义。
再次，推动刑事和解法律监督不能缺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刑事诉讼全过程要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对刑事和解发生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从法理上讲应当由检察机关对之进行监督。无论是在批捕、起诉环节，还是在庭审阶段促成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和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都不能缺位。刑事和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下和解”，而应是在有关司法机关的主持和监督下达成的和解，缺少监督的刑事和解难免会引发公众类似“以钱赎罪”、“以钱买刑”的质疑。
最后，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现有法律规定。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法律规定，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的规定，除此之外只有最高检的指导性意见，目前更多的是一些司法机关的探索和实践。有建议认为，在众罪案件中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这种案例。笔者认为，虽然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应予以肯定，作为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还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但一定要避免被告人以此为条件“讨价还价”，从严格审慎的精神出发，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刑事和解。犯罪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着尤其体现在重罪案件中，有时被害人的悔罪与赔偿并不能弥补其罪行造成的损害，因而刑事和解的使用范围应该由法律作出严格界定。
夏云虹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运用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促进犯罪人与被害人（包括被害人家属）达成谅解、弥补被害人一方面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降低刑法成本、消弭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效用，因而引起了实务部门与刑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这项充满美好愿望的刑事改革活动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下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本人认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它具有以下优点：
（1）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后，侦察活动基本结束，案件的事实也已经基本清楚。同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经过侦察期间的“冷却”思考问题也更为理性。这就为开展刑事和解奠定了现实基础。
（2）审查起诉阶段，检查机关具有处理和解成功案件的法律阶段，即相对不起诉。基于免予起诉权利被取消的教训，检查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时一直非常谨慎，实践中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很少。放开相对不起诉的权力，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而相对不起诉正是当前法律框架下开展刑事和解的最佳手段。
（3）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诉讼分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而我国刑事起诉的案件分流动功能较差，绝大多数案件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后部将涌入审判机关的大门。法院不堪重负早已成为事实。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审查起诉阶段是实现诉讼分流的关键时期，将大量案件消化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复杂的案件，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
（4）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能够得到有效监督，确保刑事和解尽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和解成功的案件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而我国对相对不起诉已经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督制度，即被害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被不起诉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申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复核。在多方的监督制约之下，刑事和解可以充分做到扬长避短。
（5）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契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的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官是法官之前的“法官”，或者说是审前程序中的“法官”。刑事诉讼明确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案件的判断，审查起诉工作具有鲜明的司法特性。检察机关的这种司法特性非常有利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大力推广适用刑事和解。
推进刑事和解应同时顾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当前刑事和解的推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犯罪作为一种最极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仅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也实际损害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被害人个体。如果在传统的刑罚手段之外，积极引导犯罪人向被害人一方积极侮罪，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对于弥合被害人的创伤，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固社会的根基，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避免“就案论案”、“机械执法”，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这显然是传统的刑罚手段所无法实现的目的。司法机关积极推行之，乃是从细微之处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旨。
其次，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局。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对刑事和解具体适用那于一个刑事诉讼环节尚存在争议，但是从解决矛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良善愿望出发，在捕、诉、审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并无不妥，因为刑事和解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具体的诉讼环节，只要方法措施得当，依法运用不捕、不诉、免予刑事处罚或从经、减轻处罚等刑事手段，在整体上是有益于刑事诉讼的公平与正义。
再次，推动刑事和解法律监督不能缺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刑事诉讼全过程要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对刑事和解发生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从法理上讲应当由检察机关对之进行监督。无论是在批捕、起诉环节，还是在庭审阶段促成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和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都不能缺位。刑事和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下和解”，而应是在有关司法机关的主持和监督下达成的和解，缺少监督的刑事和解难免会引发公众类似“以钱赎罪”、“以钱买刑”的质疑。
最后，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现有法律规定。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法律规定，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的规定，除此之外只有最高检的指导性意见，目前更多的是一些司法机关的探索和实践。有建议认为，在众罪案件中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这种案例。笔者认为，虽然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应予以肯定，作为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还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但一定要避免被告人以此为条件“讨价还价”，从严格审慎的精神出发，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刑事和解。犯罪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着尤其体现在重罪案件中，有时被害人的悔罪与赔偿并不能弥补其罪行造成的损害，因而刑事和解的使用范围应该由法律作出严格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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